欢喜

序言 欢喜的秘密

我小时候特喜欢一个以沧桑为主打的歌手，如果用统计合并的方法研究他的歌词，排名靠前的包括：孤独！寂寞！冷！

我当时是相信苦逼美学的，再小的时候，我们还被洗脑：学海无涯苦作舟，癞蛤蟆就别吃天鹅肉，不要自取其辱……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以悲催作为一种人生潜台词和底层代码，它就像一种原始病毒，一旦我面临新的人生际遇，它就又会轮回变异。例如：在高考选择学校的时候，我北大清华都不敢报，觉得自己是在小地方广州参加高考的，结果那一年我们班成绩比我低50分的都上了清华，尽管他是自费——那个年代，自费也就是一年多交两三千块钱。后来，大学追女孩，稍微漂亮点的我都不敢放马过去，要不是人家女生下最后通牒，可能还一直是大学光棍一枚。工作时被安排做个娱乐节目主持人，和那些动不动就和国际政要讨论地球未来的同事一起吃饭，我简直无地自容，最后只能辞职跑掉。后来好不容易进一家互联网公司管品牌，才发现自己连QQ都不会用……和搞技术产品的人一讨论，他们一句“你不懂”，我立马就落荒而逃。

是什么让我这样在旁人看来混得还可以的人，却在内心里充满了焦虑和自卑呢？我问自己这个问题，但始终想不出答案。

直到有一天，我参加了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的私人聚会，有些人带了原配去参加，我才被吓到了。他们的老婆居然那么难看，言行也不太得体，品位还不如我家的那位……我感到五雷轰顶。原来那些在媒体里被描绘得如此有思想、有影响力、有财富的人们，也活在不能事事如意的人生里。

我于是认真、持续地观察了他们，发现他们都很坦然承认和接受这一切，然后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尽可能享受能反复带给自己快乐的工作，或是赚钱，或是演讲，或是创作。于是他们开始很有自信了。

我有点明白了。

其实欢喜的第一要务就是承认和接受现状，所谓“如来”二字，于我而言，就是“如”实承认我现在面临的一切都是必然和活该“来”的。然后，在接受现状的态度下放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承认自己现在孤独寂寞冷，那就开始“穿上衣服滚”，在床上滚一百下就很热了；承认自己不是高富帅，还特喜欢白富美，那也放马去追，大部分的白富美卸了妆以后也是女丝一枚；喜欢讨论国际风云就去订份《参考消息》，一年以后你也可以看出基辛格的《论中国》有点矫情……我常和朋友们说：连雷军都敢做乔布斯第二，你有什么好自卑的。

今天，在“冬吴相对论”结集出版的时候，我为这本书起了个名字叫《欢喜》，因为我居然发现了欢喜的秘密，那就是承认现实如来，然后立马去改！

当然，还有一些关于欢喜的秘密，都在这本书里展开了，那却是吴伯凡老师对此的多维度哲学加持，感谢吴老师的渊博教诲，让我们能快乐地把常识变成哲理，又把哲理变成笑话。

人笑多了，就成了个欢喜的人。

寻求公正是一种心理病

有网友来信说：你们不能老讲心法、愿力这些东西，在那儿单方面地乐观和想象，应该面对现实，从浪漫主义回到现实主义。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触，一个人寻求公平的时候，一定是遭遇了不公平，或是看到了很多不公平的现象，才会产生这样的感叹和要求。

我们想澄清一下，这里讲的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不是无视周围那些不如意甚至是让自己很痛苦的东西，然后在心里头给自己放松和减压。我们所讲的愿力和心法，即使它看起来是不作为，也是一种积极的不作为。尤其是对那些负面环境有积极的作用，这才能体现愿力和心法的正向价值。

比尔·盖茨给年轻人提出过11条忠告。盖茨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非常乏味的有钱人。他的乏味其实就是骨子里的现实主义，他有自己的逻辑，因为无趣的人一定有他的理由。

盖茨的第一个忠告是，世界充满不公平，你不要想着去改造它，而是要去适应它。他还有一个忠告：世界不会在意你的自尊，人们看到的只是你的成就；在你没有取得成就之前，切勿过分强调自己的尊严，因为尊严来自于实力。

盖茨的第一句话很值得玩味。一上来就告诉你，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你千万不要整天去抱怨它，而要去适应它。公平不是相等、相同，这个“平”也是有差异的，是一种平衡状态。如果一个人的眼里只有不公平、不公正、谁不遵守规则，他所看到的就是不公平和不公正，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不公正的。而且，当人的念头总被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所纠缠的时候，他的状态就会非常糟糕，因为寻求公正是一种心理病。

一个人心有不平，他就会抱怨、评判，就会以一个完美的准则来评判周围的事物，尤其是评判周围与他相关的一些事情，这样他满目所及可能都是不公平。这不是说真有那么多不公平现象，而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意识雷达”，一旦产生了“这对我不公平”的念头，他就只能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而不会注意那些公平、美好的事情。这就像说一个人的老婆怀孕了，他就会看到街上的孕妇多起来了。其实并不是这段时间里增加了很多孕妇，只是他以前没有注意到而已。

一个人的“意识雷达”里如果有不公平、不公正的念头，就往往什么都不做，他并没有去改变现状，而只是在抱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把抱怨当成了改变现实的一种手段。在生活中有些人就是这样，一见面就开始抱怨，老板、同事、配偶甚至天气都是他抱怨的对象，但他从没想过怎么去改变它。一个月之后再见面，他又在抱怨类似的东西。所谓抱怨，就是对当下现实的不接受和抵触，不愿意直面现实，不愿意想积极的办法去改变它，所以抱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惰性。我们说寻求公正是一种心理病，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持续的心理惰性。通过发泄不满、找到不公平，为自己的不努力、不作为而寻找各种借口和托词——这事儿怨不得我，怨谁呢？怨别人。

一个人陷入这种状态以后，他就会既不满又等待，但等到什么时候、等什么东西他又都不知道，也没有真的想过，就像《等待戈多》的主人公一样。他的批评和抱怨并不意味着他有实质性的见解，也没有表明他有一种要改变现状的意向。

不抱怨并不是闭上嘴不说话，不是逆来顺受，更不是要容忍不公正、丑恶的现象和坏人坏事，甚至去为虎作伥。关键是要直面现实，要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对于要做些什么，心里要有数，这叫作管理。抱怨不是管理，它只是抱怨而已，所以批评家和评论家往往是不受欢迎的。在一个组织乃至一个社会里，批评家往往也是不受欢迎的。比如，影评家挣的钱远不如导演挣的钱多，股评家挣的钱远不如基金经理挣得多。因为在这些领域里，前者不如后者对社会的贡献大。《快公司》杂志的一篇题为“如何面对公司里的批评家”的文章说，英国著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埋葬的诸多英国历史名人中，没有一个是评论家。

当然，评论和议论是不一样的。评论是中性的，正面的和反面的都可以。抱怨是种非议，这种状态是有损人心智的，不光是非议别人，关键是会暗伤到自己。非议了别人之后，还会损害自己的心智健康。

晋代“愤青”辈出，因为当时的门阀制度阻碍了寒门学子的上升之路。怀才不遇的左思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对制度的不满，诗中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意思是说有一棵松树，虽然长得非常高，但它长在了山涧里，而矮草因为生在山上，结果比松树还高，盖过了松树。这首诗表达了他的不满、哀怨和愤怒，堪为愤青的代表作。它抗议了一种不公平，对一个人来说奋斗一辈子而不得的事情，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却是与生俱来的。

人的青年时期总是充满激情，容易激动，“愤怒”和“青年”是联系在一起的。周作人曾经说过：“一个人二十岁不恃才傲物，必无用；三十岁还恃才傲物，准无用。”愤怒、对不公正和丑恶事情的敏感，是一个人有生命活力的标志之一。如果一个人处处逆来顺受，证明他的生命活力是比较低的。前面说到抱怨是一种心理病，与这个并不矛盾。许多疾病的发生其实是正常现象，只是因为它积累得过量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发烧”是年轻人的专利，人长大了以后就不怎么发烧了，如果到了三四十岁还动辄发烧那就不正常了。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会经历两种状态，一种是发烧的状态，另一种是发热的状态。发热是指运动以后，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加快，冒汗、体温升高。而发烧是内在的一种病，是由于身体的内耗造成的发热。过于关注不公正是一种心理病，它就是一种内耗，是一种自我折磨。总是盯着不公平，又不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就会总是处于憋闷、郁郁寡欢的状态，最后就会生出病来，这就是发烧了。但是，如果面对不公平的时候能够站出来，哪怕只是做一点点事情，也能产生机体上的运动，那就是发热。

发烧可能是因为内在的经脉和关节不通，造成温度升高；发热恰恰是关节非常通畅，运动速度加快，导致活力增加，出现了发热的反应。曾经有个经济学家说不要把发烧当成是回暖，经济有时候是不健康的发烧，而不是回暖。就个人而言，如果长期处于愤怒和抱怨的状态，以为这样能显示你的才气、智慧和与众不同，就接近于发烧的状态了。比尔·盖茨说，世界不会在意你的自尊，人们看到的只是你的成就。有些人自尊心强到病态，这就有点像发烧，周围发生一点点变化，都会导致他剧烈的内心反应。这种反应只会危及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并不能变成外在的成就。

一个人在没有取得成就以前，切勿过分强调自尊。对公平的过分期待，其实是与病态的自尊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总觉得四周的人在歧视他、无视他的存在，总在问为什么别人不如自己还比自己过得好，他就会获得某种代偿性的满足和解脱。因为最终这些都要导向不作为，抱怨也好，过分强调自尊也好，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不作为。他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行是因为这个游戏规则不对，是因为有坏人当道；有些事情不愿意做不是因为自己不行，而是因为自己比别人更有自尊等，这些实际上是自我欺骗和自我麻痹。让自己免于面对当下的艰苦劳作和努力，在一个相对没有危险的角落里自怨自艾，以获得心理上的暂时满足。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时候做事情不见得立马会有什么改变，但在做的过程中却没工夫去抱怨了。就好比一个人在爬山，突然不小心下滑了，这时他必须面对当下，快速决定怎样才能攀住一块石头或是抓住一把草，从最危急的状态当中挽回局面。这个时候他不会想到谁对自己不好、老板怎么对他不公平、老婆怎么对他不好，因为在他面对生命危险时，这些东西全部被屏蔽掉了。

反过来说，若一个人的大部分心思都被抱怨、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现象所占据，他实际上并没有真切地面对当下。有一次我去赶火车，时间很紧张。我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有个人重重地踩了我一脚。如果是在平时，有人知道踩了我一脚却连声“对不起”也没说，那我即使不跟他吵起来，心里也会感到非常不舒服，会很生气，会抱怨或愤怒。但是那个时候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因为要赶火车，我整个心思都只关注能不能赶上火车，我没有时间去管别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心里有很多不平之叹，或者觉得自己没有受到重视、怀才不遇的时候，他应该问一问自己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不是像许三多那样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无事生非”的意思就是无事生非议！

一个人如果处于闲散、无所事事或准无所事事的状态，就会产生非议或对周围的一切指指点点。所以一个单位内如果有很多人在非议别人，那只能说明这个公司冗员太多。如果一个公司忙到人手永远都不够，哪有时间去抱怨别人，去指责生活不公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在抱怨世界的不公平，那你肯定是个闲人，起码在这个阶段比较闲，说明你还不够努力。

所以说，愿力、心法不是消极的避世主义，而是真真切切地改变人生。

要学会积极地沉默、积极地等待，学会以正面的心态来面对周围的人和事，信任别人、理解别人、欣赏别人，而不是挑剔别人、抱怨别人、憎恨别人。一个老是抱怨不公平的人，最终很可能要失败。

一个人的心里存什么念头，他就会看到什么东西；他所看到的那个东西，最后会变成他的现实。经济学中有“马太效应”的说法，它指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这个词是从《圣经》里来的，出自《马太福音》第25章。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有钱人要出门，他给了三个仆人数额不等的钱，一个给了五千银子，一个给了两千银子，一个给了一千银子，让他们都拿去经营。后来，得到五千银子的仆人又赚了五千银子，主人说，这一万银子就归他所有。第二个仆人用两千银子赚了两千银子，主人说这四千银子也是他的。第三个仆人得到了一千银子，心里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给那两个人五千、两千，才给自己一千？而且，他除了对主人怨恨外，还有一个偏见。他认为主人非常苛刻，付出少、要求多。他甚至怀疑这是主人设的圈套，所以他把这一千银子埋在地下，主人回来之后，他就对主人说：“这是一千银子，你是一个不播种却要求收获的人，你是一个不给予却要求得到的人，我知道你给我一千肯定最后还会要回去的，所以我把它埋在地下了，现在我还给你。”主人听了以后说他是懒惰、心存怨恨的人，于是把这一千银子给了第一个仆人，就是那个已经挣了五千银子的人。最后主人说了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我们必须承认世界是不公平的，然后要去直面它。在面对不公平的时候，要想到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做什么。我们要多少改变一下自我，就算没有大的改变，至少在做事情的时候，也不会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感受所谓的不公平。我们都知道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若一个人抱怨世界不公平，这个不公平的力量也会反过来加给他。所以，抱怨世界不公平或者努力寻找世界公平其实是一种心理病。

每个人都活在套子里

在商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人的层次越高，越是对商业话题、企业管理中技巧层面的问题不敏感，越是要从历史、诗歌、哲学、宗教当中去汲取营养。由此我们想到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这就是解套。股票市场上的解套是基本含义，这里说的“解套”是一个比喻。事实上每个人都活在套子里面，很多人非常不快乐。无论是商界人士还是大众，很多人受困于身心灵问题，被套牢的情形非常普遍。

在股市上被套牢是有形的。其实，我们处在一个公司、一个家庭、一群人当中，也面临着被套牢的问题，而这些都是无形的绳索。人们有时候能强烈感受到这种痛苦，但又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绑住了。用卢梭的话说就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有时候一个企业被套牢，从而在市场上被动，与企业领导人、管理团队的心智模式被套牢有关。心智模式是一种思维定势，指我们在行动和表达的时候暗中遵循却又没有意识到的那个套路，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就非常推崇“心智模式”的概念。

身心灵作家张德芬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很好地解释了心智模式的概念。她讲到有一个人经常生病，可能是因为她小时候一生病，父母就更加关心她、给她买好吃的。所以，每次她一遇到挫折就开始生病，而且还病得不轻。反映到身体上，就是会有发烧、呕吐、腹泻等症状。表面上看这是细菌感染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可能是她的心智模式有问题，而且很可能与她从童年开始养成的对生病的“渴望”有关。

谈到运气，其实一个人的运气好坏往往和心相有关，就是“相由心生”，内心有什么潜在的期待，最后就会梦想成真。

这里谈的心智模式跟张德芬讲的不太一样。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里曾经举过几个跟心智模式有关的例子。第一个是彼得·圣吉的亲身经历。有一次他出去旅游，看见一个人不小心掉到了瀑布下的深潭里。深潭里有一个很大的旋涡，这个人掉进去之后，本能的反应就是拼命往岸边游，但是水流湍急，他根本游不出来。时值冬天，他挣扎了十几分钟，最终因体力耗尽不幸死去。然而不到一分钟，他的尸体就被冲到岸边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时的水呈涡流状态，人顺着水下的涡流就能被推到岸边。往往人们越是抵抗，越是与环境抗争，反而越陷越深，没有任何益处。彼得·圣吉写道：“他生命最后一刻努力要做到的事情，在他死后一分钟之内就实现了。”这个人的心智模式就是被套牢了。他不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系统，他太自以为是了。他的行为遵循头脑中固有的反应模式，即掉到水里就要拼命地游向岸边。实际上他被套牢了，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另一个例子跟人类的飞行梦想有关。工业革命之后，人类一直想圆飞行之梦。发明家们看到鸟在飞翔的时候不停地扇动翅膀，以为机翼也要不停地扇动。早期的飞机之所以飞不起来就是因为太重了，或者说扇动的力量不够大。大家一直在按这样的心智模式设计飞机，飞机就一直没有发明出来。后来发明家以为飞机的翅膀相当于船的桨，桨在水里划，船就往前走，也形成了一个心智模式。

再后来，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因为他们跳出了以前的心智模式，实际上机翼不是鸟或桨而是帆。在飞行达到一定速度后，机翼上下就形成巨大的压力差，相当于从下面把它顶上去，或者说是从上面把它吸上去的。这样看来机翼就相当于帆，就像风吹着船在走。从桨的想象发展到了帆的想象后，这才有了飞机。

所以，一个人如果跳不出心智模式，其行为就像爱因斯坦说的那样：“永远在做同一件事情，却一直希望不同的结果，这是精神错乱。”心智模式往往套牢了我们，有人称之为内心的魔障。企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变革，发现问题就改，但仍像吉姆·柯林斯说的那样，形成了恶性循环。越变革越糟糕，越糟糕越变革，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对事情的判断有偏见，心智模式错了。

有时候，问题常常是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因此不可能用同样的思维模式去解决。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个问题不可能通过引起这个问题的思维模式本身来解决。”

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总非常喜欢四合院，终于在北京二环内找到了一个四合院，装修得还特别漂亮，公司里面谁也不能住，只让一个做饭的阿姨住在里面，因为她早上起来要打扫卫生。但是阿姨很生气，她说：“我在农村住的就是平房，怎么到你们这儿还住平房？”依她的心智模式，住上了楼房才叫幸福。现在还让她住平房，她就觉得不幸福了。这就是农村人的心智模式和城市人的心智模式发生了冲突。

个人或企业在面临困境时，首先应该问一个问题：除了考虑事情做得对不对之外，这个事情本身有没有问题？问题背后还有一种限制性、制约性的东西，这个根子要是不挖出来，再怎么变革都不能解决本质问题，就像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永远在做同一件事情，却一直希望不同的结果。”

现在，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幸福、很苦恼，好像活在一个自己挣脱不了的套子里面。比如有些人总想跳槽，因为觉得有人跟他作对，结果跳到另外一家公司，发现还是有人跟他作对。再比如有的人离一次婚是因为不满意，再结婚还不满意，于是就再离婚，于是出现了习惯性的跳槽、习惯性的离婚。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如何才能获得解脱呢？比如前面举的一个人掉进深潭的例子，你就要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系统是什么，否则你只会凭本能不停地挣扎，最后的结果是被旋涡吞没。这就涉及弗洛伊德说的人格结构的三个层次：本我、自我和超我。弗洛伊德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比如一辆马车是由马、车夫和客人组成的，就相当于本我、自我和超我。这匹马以为马车由它决定，它在不停地走，以为离了自己车就不能动。事实上，马车走到哪里不是由马而是由车夫决定的。聪明的马知道这一点，不聪明的马还以为自己有自由意志。

其实，决定马车最终到哪里的不是车夫，而是那个客人。客人说要到哪儿，车夫就驾着马车到哪儿。所以，有时候人们觉得自己在挣扎、在痛苦、有很多苦恼，就像一匹愚蠢的马，老以为自己可以主宰命运，而不知道真正决定命运的东西就隐藏在内心中。有些人就像马一样，不知道背后还有车夫和客人。

这个比喻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某些人特别容易生病，什么病流行他就得什么病。也许是因为这个人在童年时一生病就得到更多的关爱，没病的时候就被人忽视。弗洛伊德讲到，一个家庭里第二个小孩出生后，第一个小孩一定会生病，因为只有生病才能赢得关注。很多人被内心潜在的需求和愿望所支配，形成了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观念。比如，只有生病才可能获得别人的关注，得到更多的情感和照顾等等。一旦这种潜在的愿望形成了，它就像种子一样在内心里发芽长大，形成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这种潜藏于内心、暗中支配人行为方式的力量叫作瘾。于是，虽然在理智上知道某些行为和做法是有害的，但我们还是会去做。比如，谁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还有人选择继续吸烟，这就是被内心中看不见的力量所支配，这种力量就是瘾头。

表面上我们被生活中的某种东西给困住了，比如很多人抱怨婚姻有问题、老板有问题、公司有问题，他们常常归罪于外在，实际上他们是被内在的心智模式所牵制。某种东西像瘾头一样牵制住了他，时刻在操纵他，他自己却浑然不知。如果不仅不追溯背后那个瘾头，还不停地用归罪于外在的思维方式去解套，那就根本解不了套。跳槽，离婚，甚至出国……解套方法很多，但就是解不开，还是被套着。

有些人或企业往往把各种不如意都归于直接原因或外部原因。这就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发现自身的问题。有一种说法叫受害者心态，就是一种归罪于外在的心态。他们总觉得周围白痴当道、草包横行，自己怀才不遇，总是郁郁不得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可恨之处自身往往意识不到。

卡内基曾经说过，人是永远不会自认有错的。他曾经去关押重刑犯的辛辛那提监狱调查过，那些犯人最后留下了各种自白，但没有一个人认为是自己的问题，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犯罪归于社会的原因、朋友的原因、同事的原因或家庭的原因。人总有一种归罪于外在的心态，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内心可能有一个魔障，它像一个监狱，在内心里把自己关起来了。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对婚姻不满，抱怨配偶不理解自己；有的员工对工作不满，抱怨老板不尊重、重视自己；有的企业对客户不满，抱怨客户不了解他们的产品。这些抱怨产生了一种假象，抱怨者把问题归于别人，仿佛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于是获得了片刻的安宁。这样的心智模式就是不能获得解脱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瘾头。

受害者心态可能来自于幼年或童年时希望被别人不断关注、安慰的一种癖好。这种癖好就像我们曾经讲过的意识雷达，若一个人的头脑中开启了这种雷达，他就总是会发现各种不公平，因为当他对公正有一种癖好时，他就对不公正十分敏感。本来这件事不存在公正与不公正之别，或者别人偶然说的一句话里并不包含敌意，他也能感受到某种敌意，这是他自己的意识雷达探测到的。

这里存在一个映射关系，人接收信息就会作出反应，别人明明没有敌意，但你感受到了敌意，那你随后的行为就有敌意了。而且你的敌意别人能够接收到，他本来没有敌意也会报之以敌意，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最后你就“梦想成真”了。

有这样一个案例。据说国外的警察抓到两个嫌疑犯后不敢打这两个人，就用手铐把他们各铐一只胳膊，让他们互相打。刚开始两个人还有一种默契，我不打疼你，你也不打疼我。但是在此过程中，其中一个人总能在某一次感觉到，对方打自己的这一下比自己刚才打对方的那一下要重。有了这种意念后，他下手肯定要重了，这一重就反馈到对方身上，对方一定会用更重的拳头来还击。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两个人都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这是一种映射游戏。如果两个人能够形成一种默契、事先沟通好了，说万一打重的话并不是有意的，或者说，当一个人觉得另一个人打重了，他就有意打轻去还击，这个游戏就玩不起来。但是在生活中，很多人会觉得对方是敌意的，形成了这种心智模式，最后伤己伤人。

这个案例可能有助于一些员工心智的解套。有些员工总希望在气势上压倒别人，也会用这种姿态对待领导，虽然可能会稍微收敛一点，不那么明显。而领导觉得这个人是自己的下属，还那么嚣张，就要打压。员工又反过来想，自己已经是下属了，领导还这样打压，就该反抗，于是映射关系就形成了。最后，这名员工不堪忍受，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仍会被领导打压。遇到这种人，你不仅要同情他，还要帮他分析内心的心智模式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如果他不能从自己内心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命运就会被套牢，永远无法解套。

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若一次又一次踏入类似的命运中，就需要审慎而冷静地思考，如果不能找到根本原因、发现错误的心智模式，就会一次又一次犯下同样的错误。就像西方谚语里讲的，如果第一次出轨是不小心，第二次出轨是情有可原，就可以预见他会第三次、第四次不断出轨。巴菲特在讲到投资时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第一次不诚实，第二次还不诚实，我几乎不能够指望他以后会诚实”，因为他的心智模式就是不诚实。正如一个哲学家所说：“只有从未偷情的女人，没有只偷过一次情的女人。”

高效率的无效果

有一个职场新人提问说：“我知道我应该做得更好，但是很多因素不是我能控制的，比如相关环节不配合，结果事情做到一半就卡在那儿，导致我的工作没有效率。”他这样说的确有些道理，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在孤立的环境中工作的，都需要别人的配合。但是，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卓有成效是可以练就、可以学会的。如果一个人想趁年轻干点事情，想成为一个做事有效率的人，他应该怎样做呢？

在工作和生活中，有的人虽然有很多事情要忙，但是工作效率非常高。我的一个朋友在出版社工作，最近我看到他们的书目，发现这些年他一直在钻研宗教、哲学，策划、主持翻译或撰写了上百本书。他不仅编了很多书、写了很多书，还有时间看电视，甚至写长篇文章来评论电视剧呢！

为什么有些人总能够出成绩，而有些人好像很忙，却总是不出成绩呢？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人，就是苏联科学家柳比歇夫，有一本书叫“奇特的一生”，就是专门讲他的。柳比歇夫是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此外他还是翻译家，《神曲》就是由他翻译成俄文的。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他一直坚持写日记，没有中断过一天。他每天的日记实际上是记时间账，记录他每天支出了多少时间、它的产出是什么，就这样一天不落、几十年如一日地做这件事情。

柳比歇夫曾经讲到，我们总是觉得古人的时间多、现代人的时间少，其实古代科技不像现代这么发达，现代很多技术说到底都是为了节省时间，包括电话、电梯、电脑、火车、飞机，甚至是拉链、电动剃须刀。现代人拥有了很多节省时间的工具，可大家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没有时间陪孩子玩、没有时间去树林里走一走、没有时间给朋友打个电话聊几句、没有时间回家看望父母等等。现代人节省时间的手段越多，时间就越不够用。古代人用的工具很简陋，但他们卓有成效，成就不凡。

比如亚里士多德，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的全集有好几十卷。我们看到这一堆书都会倒吸一口凉气，心想这一堆书什么时候能看完。可亚里士多德是写出了这一堆书，他还跨越多个领域，被称为“百科全书”一样的学者。古代写书可跟现在不一样，在亚里士多德那个年代，别说电脑了，连纸都没有，是把文字刻在泥板上，然后将泥板烧制成形，才算是写完。相比而言，我们现代人有些无所事事。正如一位叫塞涅卡的哲学家感叹，我们一生的时间大部分花在犯错误及种种恶习上，很大一部分是虚掷的，整个一生几乎没有用来干应当干的事情。

柳比歇夫的时间统计法仿佛一面镜子，一下子照出了自己碌碌无为的样子。我们平时从早忙到晚，回到家里就瘫软在沙发上，好像干了很多事情。实际上，如果把一天所干的事情都记录下来，看看到底干了什么，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让秘书记录他一个月里干的每一件事情。他后来一看，真正完成的事情少之又少。德鲁克是一个很懂时间管理的人，他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让秘书再记录一个月，结果发现一个月里干的事情确实是非常少。

柳比歇夫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敢于直面这个事实。由于有这面镜子照着，他能时时反省，就不会去干那些不必要的事情。就像德鲁克曾经讲到的，有些人行动不便，活动空间非常小，反而做了很多事情。大多数人行动方便，满世界跑，但一年下来干成的事情实际上非常少。

我曾经要求公司的员工写工作日志，有一次我把一位员工的工作日志给他自己看，他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发现，他一天8个小时所干的事情，可能用半个小时就能干完。我就问他，其余7个半小时他在干什么。他说自己一直很忙，但就是忘记干了什么。我跟他说，如果忘记干了什么，显然事情并没有产生效果，而且可能并不重要，否则怎么会忘记呢。他后来恍然大悟，说原来每个人每天花在无效果事情上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

正因为如此，德鲁克发现了“效率”和“效果”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坐飞机只要两个半小时就能从北京到广州，这是效率。但是，很多人没有想过到了广州的效果是什么。我们现代人用工具解决的多半只是效率问题，而不是效果问题。

据说德鲁克曾经暗恋女孩多丽丝，后来他去了伦敦，跟女孩失去了联系。直到有一天，他在伦敦的地铁里邂逅了女孩，当时两人都欣喜若狂。他们都乘着扶梯，德鲁克下了上行的扶梯，赶紧去下行的扶梯，而多丽丝下了下行的扶梯，赶紧去上行的扶梯。结果他们再一次擦身而过。

由于两个人都沉浸在相逢的狂喜之中，他们又重复了一次刚才的情景。德鲁克这时意识到，必须有一个人停下来，两个人才能真正见面，所以他就停下来等多丽丝过来，他们才终于拥抱在一起。这就是效率和效果的差别。电梯有效率，但无论它运行多快，只能解决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的问题，而不能保证有效果，不能保证两个人能够拥抱在一起。

每天我们都忙忙碌碌的，显得很有效率似的，抄起电话就说话，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打字，但一天过去了，认真总结一下，好像又白忙了一天。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被速度之魔所裹挟的社会，所有的东西都只为让人们提高速度，但是大家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到底要到哪儿去、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会为速度而速度，为效率而效率，最后干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真正应该干的事情反而没有干。这就是很多人碌碌无为的原因。在现实工作中，有人总说自己很忙、很用心，见了客户、打了电话，但我们要看最终的效果是什么。

德鲁克说的“效果”跟他后来提出的“目标管理”实际上是一回事，有效率、没效果的事情往往都是没有目标的行为。结果就是有的人看上去很忙，像迷宫里的老鼠一样窜来窜去，但又说不清楚到底在忙什么。在公司里大家都很忙，但是按照关键业绩指标“KPI”来衡量，有的人实际上做的事情非常少。

德鲁克说，真正做到卓有成效，要做到五个方面：第一，善于利用有限的时间；第二，重视对外界的贡献。重要的是作出了什么贡献，而不是做了什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的是结果；第三，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善于利用自己和别人的长处，而不去管那些短处的事情。德鲁克有一句名言，管理者就是如何利用别人的长处来实现自己目标的人。至于说这个人是好是坏、如何把这个人教育成一个有理想的人，那是上帝的事情，不是管理者要做的事情；第四，有效的管理者总是集中精力于少数重要的领域，就是“要事优先”；第五，必须要作出有效的决策。做事情时最终是要面临各种选择的，能否作出最有效的选择最终将决定你是否卓有成效。

德鲁克曾经说过，唯有时间是最公平的。一个人再有钱，老天也不会多给他一点时间，每个人每天都是24小时。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有两个特点：第一，每个人拥有的时间是一样的；第二，别的资产是可以转让或买卖的，但时间是买不来的。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需要非常妥善和严格的管理，但不幸的是，这种不可买卖、不可替代、供给弹性为零的资产最不容易管理。

有的人喜欢记账，会把自己花的每一笔钱记得非常清楚，但是很少有人算时间的账。而且，时间资产还有一个假象，它好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今天过去了还有明天。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时间其实屈指可数，一辈子也就两万多天而已。

东方哲学的某些观点认为，按每一分、每一秒去管理时间的人是无趣的，甚至有一句话叫作“不戴手表的人是幸福的”。事实上，人的幸福感来自于内心的充实。许多时间充裕的人往往很不幸福，充满焦虑。焦虑感和紧迫感是不同的。时间充裕的人往往没有紧迫感，但一定有焦虑感。许多抑郁症患者都是时间充裕的人，所以说“不带手表的人是幸福的”这句话是骗人的。真正的幸福感来自于充实感，来自于卓有成效的那种感觉。

初看起来，《奇特的一生》的主人公天天记录时间，显得非常乏味，但是后来我们能看到这是一个内心无比充实和幸福的人，他的每一天都是可以复原的，他把这一年的日志一页一页地翻过，他就能一天一天地复原。

很多人觉得少年时期的时间很漫长，过得很充实、很幸福。那是因为工作以后，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被格式化了，显得非常简单，简单到昨天、今天、明天都差不多。当一天一天重复的时候，所有的日子加起来就显得非常短暂。为什么同样的时间段，我们在少年时候觉得长、长大后觉得短呢？原因就在于时间的感受是通过事件来计量的，事件就像是里程碑。如果在一年中做了很多很有效果的事情，人们的时间感受就会丰富多彩；如果没有效果，就不可能有什么记忆，因为这时记忆变得单调贫乏，再多、再长也是贫乏。

柳比歇夫的时间日记一年一本放在那儿，一篇篇的文章放在那儿，每一篇日记、每个日记本都能唤醒充实的记忆。所有的记录都能让他感受到时间和生活的丰富，所以我们不要弄得看似每天都很忙、很有效率，但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反而成了一个没有效果的人。

量子学中的智慧

一个人要成为好领导，首先自己得有“范儿”，这是由内而外自然散发的，是装不出来的。有一个词叫“西单范儿”，就是说经常在西单买衣服的打扮与众不同的那些女孩，或者经常在西单附近走来走去的女孩，她们成了西单范儿。

领导范儿如何形成呢？《道德经》里有一段话：“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自胜者强”，就是说胜过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这里的“强”就有领导力的意味，能够胜过自己的人才能成为领导者。

领导者是从某个生态系统中产生的，正常的生态系统都有自主自治的环境，有的人会从中脱颖而出，或者说被大家认同，是众望所归。有一个事例说明了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东北的鄂伦春族原本养鹿，但是近些年来，鹿的种群质量下降得很厉害，鹿的个头越来越小，还经常生病。这其实是人为造成的，因为鹿茸很值钱，人们就把鹿角锯下来拿去卖。到后来鹿都没有角了，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本来每年春天鹿群都要用角决斗决出鹿王，鹿王拥有交配权，这才能保证最优良的基因传下去。现在鹿都没有角了，“鹿鹿平等”了，相当于自由恋爱了，延续的基因就不是最优良的了，所以种群的质量就越来越差。

在一个正常的组织里，领导者应该有脱颖而出的机会，而不能用一套外在的机制扼杀这个机会。否则，最后整个组织都会陷入平庸，甚至是“劣币驱逐良币”。也就是说，领导地位是需要凭实力赢来的，而不是靠拍马屁拍来的。有一个企业家曾经说过，他要杜绝自己公司里的非工作性努力。什么叫非工作性努力？就是马屁拍得好，擦鞋擦得好。但不能让这样的人上来，如果奖励非工作性努力成为一种机制，一个公司就完蛋了，组织就会陷入慢性自杀的状态。

上面说到生态系统，现在很多属于社会、人文领域的学科都喜欢运用科学发现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比如净空法师就利用量子力学来解释佛教的一些道理。有一本书叫《量子飞跃》，听起来像是物理书，其实它是管理书。作者夏洛特·谢尔顿是美国的一位管理学教授，他用现代物理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管理问题。量子力学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据说著名物理学家波尔说过，如果研究量子力学不感到发昏，那根本就没理解它。

所谓“昏”是指颠覆了人们过去的想法，打乱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让人们琢磨不透，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量子力学的确是对我们世界观的某种颠覆。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物理学和哲学是同一套体系。一个球撞另一个球是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生活中也发展出了一套所谓的相互作用。

牛顿表述三大定律的那本书叫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过去管物理学叫自然哲学，物理就是事物的道理。所以，物理学中必然包含某种世界观。在量子力学出现之前，物理学研究的都是原子以上物体的运动规律。量子力学是研究原子以下物体的运动规律，比如电子和各种基本粒子是怎样运行的。

《水知道答案》一书就向普通大众展示了一些量子力学。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做过一个实验：拿来一杯水，把水分装在两个小杯里，每天对其中一小杯水说“爱你、你真漂亮”，对另一小杯水说“讨厌你、你真难看”。然后把它们冷冻，他透过显微镜观察发现，每天受到赞美的那杯水变成的结晶体既漂亮又完美，而被诅咒的那杯水结晶十分混乱，整个颜色也很灰暗。

江本胜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任何一个你以为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其最终表现与你主观怎样看待它有关系。天天说老婆刁蛮，老婆就真成了一个刁蛮的人。天天夸老婆又温柔又贤惠，尽管刚开始时她只是做到了一点点温柔贤惠，但是在“吹捧”之下，她就真的变得温柔贤惠。量子基金的创始人索罗斯也认为，买卖股票的人的主观看法会对这只股票的价格产生实质的影响。

什么叫量子？简单地说，就是主体和客体之间不是简单的观察与被观察、感知与被感知的关系，而是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关联和相互作用。事物的最终状态是由这二者共同决定的。这个听起来有点唯心主义，但《量子飞跃》这本书引用了很多顶尖物理学家的话。

名叫“现实”的孩子有一对父母，父亲叫“无穷无尽的信息环境”，母亲叫“不可言喻的有意识的大脑”。无穷无尽的信息环境是外在的，属于客体，主体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的那个有意识的大脑。这两者相遇，有了一个孩子，叫“现实”。

诺贝尔奖得主普利高津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我们所称为现实的一切，都是通过我们所参与的积极的营造来显现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实，是通过我们积极的营造来显现的。回到江本胜的实验，最后人们所看到的结晶体，是通过人的积极参与来实现的。这杯水就是一个孩子，由于人和水相互作用而产生了一个“现实”。量子力学强调万物皆是能量，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个物体都是能量的聚集体。

苏轼曾经写过一首诗，意境与此类似。他一直在思考音乐到底是怎么来的，存在于哪儿。假如说存在于琴里，那为什么把琴放在那儿却没有声音？假如说存在于手指上，手再怎么动也发不出那种声音。所以，音乐是手指拨弦以后产生的一种新的东西，也可以说手指和琴弦是音乐的父母。

在量子力学看来，世界就是泛能量波，所有的物质以及由物质构成的环境都是能量。它们在发射着各种各样的波，有的我们能检测到，有的我们检测不到。佛教里有一句话叫“心念一闪，震动十方”，就是这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心想事成，并不能归结为运气好。而是因为他想要什么时，他就会多加关注，一有机会他就会努力争取。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心里其实早已经准备好了，于是他就能把握住机会。

“没有方向的船，什么风都不是顺风。”你心里有了方向，如果风向对的话，它就是顺风，就能搭一程。这样，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能走上心里想的那条路。

将量子力学的智慧应用到企业管理中就是，每个人心中要经常想两个问题：第一，你想让公司变成什么样子；第二，在这个组织里自己是什么角色。我们曾经近距离观察过很多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主席，在创业初期，他们心中就有要上市的愿望，于是在做事的时候，就以上市公司主席的心态去经营公司。他们始终抱着梦想成真的心态和信念，做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成为那样的人，因此也会找到那些能够帮助他们成功的人来辅助，作决策也是为了成为那样的公司。最终，公司成了他们预想中的样子。只要明确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你就有可能吸引和整合宇宙中的各种能量来帮助自己。

万物都有能量，它们发出能量的波长和频率却不一样。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不同，能量的状态也不同。比如，一个人的情绪如何、精气神如何，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人是一个能量场，外界也是一个能量场，“有诸形于内，必形于外”。能量是相互选择的，是基于频率的，当一个人处于某种状态的时候，就是在发射某种频率，他的频率找到了共振频率后，就会形成某种能量的对接。

在舞池中，会跳舞的人自然就会吸引人来共舞。如果你正在创业，可以想象自己是在一个很大的舞池中，这种状态很容易招来一个相应的舞伴。从某种角度来说，事业就是一场舞，只要舞得足够精彩，众人都会非常关注。所有人都会停下来观看，企业就这样做起来了。物理学家弗雷德·沃尔夫说，物质的显现状态取决于我们大脑的选择，而现实实际上是一个选择问题。

一个人做事太多太杂，他的频率就必然很弱。就好比我们的电脑，刚买来的时候运行速度特别快，后来就越来越慢了。这有几种可能：或是病毒入侵了，或是使用不当导致某些程序受损，或是在使用过程当中造成了大量的垃圾，内存被许多无用的程序占据，使电脑运行效率降低。人的大脑实际上跟电脑差不多。如果一个电脑打开几十个程序，运行速度就不可能快。这几十个程序是人们能够看到的，但是更多的时候，电脑表面上在正常运行，后台真正有多少个程序在运行，人们可能看不到。

频率太杂，意向太多，想做的事情太多……这些都会降低速度和效率。有时候，人们能够主动意识到，会把不用的程序关掉，电脑可能会快一点，但却不了解那些在后台运行的程序，所以电脑运行得就非常慢。东方哲学经常讲静坐，这有点像清理我们内心的垃圾。据心理学家统计，人在一天中所动的念头有6万多个，其中95%以上是毫无用处的。有些人一天下来什么事情都没干，就是因为开的“程序”太多了，消耗了巨大的能量。

消耗巨大的能量，做很多没有效果的事情，就是无所事事的忙碌，跟电脑的那种状态没什么两样。电脑可以杀毒或者重装系统，但大脑可以这样处理吗？我们有没有想过为我们的大脑杀毒或者重装系统呢？我们大脑中确实大量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启动的程序太多，指向性又不强，结果能量很弱，吸引不了什么东西，别人也感受不到。

我们可以把量子力学的智慧应用于管理。要想让企业成为一个有效率的企业，那就要专注。而要想让企业专注，管理者首先就要修炼成有定见、专注的人，能够达到定静的状态。人的定静状态，就如同新买来的电脑，这种状态会成就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量子力学对我们的启发就是，人的能量场决定其最后的局面。因为整个局面犹如一个舞池，什么样的舞姿就会招来什么样的舞伴，最后的舞蹈必然是什么样子。这里有一个小方法可以测试：第一，要想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妨把手机打开，看看最常联系的十个人是谁。看到他们，你就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第二，要想知道自己会有多少财富，可以把那十个朋友的总财富加到一起再平均。因为你们是一样的，你是这样一个人，于是你招来了他们，他们反过来也决定了你的样子。

积极的沉默

身边很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现在都面临着孩子该怎么教、怎么养的问题。我以前不屑于谈这种话题，现在也跟大家一样，非常关心到底怎样才能使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现在找工作很难，大家很关心孩子将来如何能找一份好工作，找到工作以后又要怎样才能逐渐在小圈子里不逊色、不平庸。归根结底，就是如何成长为一个还不错的人。

很多人想尽办法，要把孩子送到景山学校、北京四中这样的重点学校。但是，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很多优秀人物并不是出自重点学校。现在好多父母挖空心思，耗尽财力，就是为了让孩子上一个好学校，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两者之间的相关度其实并不大。

美国曾经有一项调查，看看学生的优秀程度与什么相关。我们可能会联想：是与父母的教育程度有关，与就读的学校有关，还是与童年上没上过奥数班有关？

这项调查首先设定了一系列指标，包括学习成绩、社交能力、道德意识等，然后根据这些指标给学生们打分，从而形成了一条优秀曲线。然后，调查人员拿可能相关的因素形成的曲线与优秀曲线对比，看看到底哪些因素与优秀相关。调查发现，学生是否优秀与家庭经济情况无关，与父母的学历无关，也与我们平常能想到的可能相关的因素无关。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那些相关的因素，相关性都不强。

最后，他们发现了一条相关性最强的曲线，令很多人大跌眼镜。在调查过程中，他们会问 “你小时候父母给你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你的父母是否经常给你读书，你在一旁有没有认真听”，并按照这个指标形成了一个曲线。调查发现，它与优秀曲线非常相似。于是，他们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小时候父母是否持续给孩子朗读与孩子的优秀程度非常相关。

这项调查中所说的朗读，不是指光读故事，而是说父母在读，孩子在一旁听，而且不能打断，即使听不懂也要听，就是看孩子能不能一直听下来。实际上，这种听的习惯是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培养的。

孩子出生后，父母就喜欢跟孩子说话，尽管他们知道孩子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很多父母尤其是爷爷奶奶还忍不住对孩子说：“小伙子长得真漂亮，长大后要……”说的是那些孩子完全听不懂的话，这是因为长辈们有一种正面期待，假设孩子能听懂，这其实就是一种朗读。这样持续一年半载，孩子的听力和理解能力逐渐就上来了。到了一岁的时候，孩子就能说一些简单的句子，能听懂父母的指令，虽然孩子不会说，但他们知道要让他们干什么。然后，到了两岁左右，很多小孩就能正常交流说话了。正常的婴幼儿教育的过程是这样的。

对孩子朗读实际上是和孩子说话的一种延伸。有的家庭保留了这种教育方式，有的家庭就没有。有的是因为忙，有的可能觉得没用。美国的这项调查表明了什么呢？就是这种看似效果不大的教育方式，对小孩的成长是非常有用的。这种听得懂也听、听不懂也听的方式不仅是语言教育，更是超越了语言教育，在语言教育之上的。对牛弹琴也有效果，何况小孩子不是牛。

朗读不只带来了很多有益的内容，最重要的是孩子从小养成了倾听的习惯。什么叫倾听？听完以后马上发言叫对话，如果看法不一样还会当场质疑。在对话中，只要遇到一点障碍就会发问。而倾听是在听不懂的时候也不发问，因为在朗读一篇文章或朗读一本书的时候，不允许有打断行为，这种教育方式实际上在不知不觉当中培养了倾听的态度，这种态度对日后的人格形成有非常大的影响。

如果没有从一开始培养孩子倾听的能力，估计孩子长大之后这方面很成问题。如果一个人缺乏倾听能力，这辈子的成就会很有限。不会倾听无形当中就丧失了自我修炼的机会，因为倾听的时候是在接受信息的单向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孩子逐渐学会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而不是凭本能去质疑、反驳和提问。

学会倾听的小孩子在听父母朗读的时候，哪个地方没有听懂，继续听下去，可能到后面就听懂了，或者一次没听懂，两次就听懂了。接受了朗读教育的孩子和没有接受朗读教育的孩子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前者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后者可能就不会，也许会成为一个主持人，但不会成为一个好的主持人，因为好的主持人会在恰当的时候问一些恰当的问题，而不是说太多话。

如果一个女孩面对两个男孩，一个男孩还没等女孩把话说完便有了很多观点，说这个对、那个不对然后加以点评；另一个男孩会听女孩把话说完，隔一秒钟后才会提问。那么哪一个男孩比较有吸引力？聪明的女孩一定会觉得后面那个“孺子可嫁”。后面那个男孩甚至可以不答话，比如就是笑一笑。《菜根谭》里说“觉人之诈而不形于色，此中有无限乐趣”，意思是当你知道别人在骗你，你一点儿都不表现出来，这里头有无限的乐趣。

作为一个领导者，不做随意、机械的反应是最重要的素质之一。领导者应该不断吸纳各种信息，把大量信息存储在脑子里，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最后才给出反应。一惊一乍绝对不是领导者的素质。从小没有接受过倾听教育，习惯了对话式教育和吵架式教育的孩子，长大以后就可能会一惊一乍的。那种习惯听到风就是雨的人，其智力不可能有一个深度的开发和磨炼。

在倾听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是孩子不知道的，这个时候他不能去问，只能逼迫自己去想。现在想不通，待会儿仔细听，说不定就能听懂；今天想不通，明天再想。就这样反思反省，从自己内部找答案，而不是马上去寻找现成的答案，这不仅是一种语言学习或一种文字学习，最重要的是一种性格的修炼。

生活中有一类人，和他们聊天时，你的话才说到一半，他就打断你，然后滔滔不绝地提出他的想法。表面上看这个人反应很快，其实他每次说的都很肤浅。要是在谈判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人，你可以轻而易举制服他。怕就怕你一直在说，对方一直在听却没有反应，最后三下五除二把你拿下。他让你不停地说，结果他在某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等着回应你。

在企业中，最怕的就是老板还没说完，员工就有很多反应，有的说这个做得不对，有的马上辩解说不是自己的问题，有的赶紧说这件事情跟自己没关系。领导站在上面往下看，十分清楚哪些人将来可以培养成为接班人、哪些人需要有计划地清理出团队。

在中国，能做到坚持给孩子朗读的父母还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是强调孩子要听话。但是，听话和听书是不一样的。听话是强调孩子要服从，听书不是一个简单的服从问题，而是培养他们积极的服从、积极的沉默、积极的等待的性格。积极的沉默非常重要，因为一般人喜欢走极端，要么就是沉默，要么就是叽叽喳喳。能够做到积极的沉默的人，无论是智商、情商还是社交商，一定与那些只会沉默或者只会叽叽喳喳的人不一样。

西方有一个谚语：我们应该多听少说，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两只耳朵一张嘴。会听比会说更重要，因为听事实上是在积极地收集信息，同时在处理信息。如果一个人听到点儿信息马上就说，他已经不是在处理信息，而是在发布信息了。如果长期养成这种习惯，那他深度处理信息的能力就会降低。

看起来那些马上作出反应、喜欢插话、急于知道答案的人更加主动，更加积极。事实并不是这样，那些善于倾听、愿意观察和等待结果、愿意思考的人才是真的更加主动。在饭桌上吃饭就是这样，如果某人一直在说话，这个人是想让大家了解他，因为他光顾着说，就没有机会去了解别人。善于观察和倾听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

美国有一本书叫《朗读手册》，考察了朗读对人成长的重要性，它的背后就是这个逻辑。倾听能力非常重要，给孩子朗读能培养孩子的倾听能力，从而让孩子拥有更高的智商、情商和社交商。朗读不仅仅是语言教育，还是性格教育、人格教育。一个不能静听朗读的人，其成长空间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

由倾听朗读的能力可以延伸到服从力。现在非常强调控制力，实际上服从是需要力的，是需要练就的，倾听本身就是一种服从力，或者叫听从力，在听的过程中练就的力量比在说的过程中练就的力量要大得多。这个服从力是从英文“to force”直译过来的，如果意译的话，译成“孝力”比较贴切。“孝”就是一种服从力，所谓不孝的人就是服从力很低的人，所以儒家强调“孝”是所有行为中最重要的。“教”字左边是“孝”，右边是“文”，意思就是有条理的孝、系统化的孝。

中国古代特别强调“孝”，也就是服从力。培养一个人的服从力就是培养他的“孝”。关于 “孝”，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孺子可教”。故事的主角是张良，他年轻的时候经过一座桥，有一位老人坐在桥上，看着张良走过来，故意把鞋子扔下桥去，然后对他喊：“年轻人，你给我把鞋子找回来。”张良感到很诧异：“为什么他故意扔掉鞋让我来捡？”但是张良看老人这么大岁数了，抱着尊老爱幼之心，就帮他把鞋找回来了。这个老人还对张良说：“你给我穿上。”张良心里犯了一下嘀咕，但还是给老人穿上了。穿上之后，老人又把鞋蹬掉了，再次让张良捡起来，这样反复折腾了张良好几次。张良心里虽然有些不高兴，但还是忍着没有发作，还是和颜悦色的。后来，这个老人对张良说：“三天以后的清晨，你到这儿来，我有一本书交给你。”三天之后，张良来了，看见老人已经坐在那里了。老人说：“你这个年轻人，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让我来等你，显然你是心意不诚，三天以后你再来。”张良第二次来的时候起得更早，赶过来之后，发现老人又坐在那儿了。老人说了同样的话，让他三天以后再过来。又过了三天，张良天一擦黑就到那儿等了，他心想这下老人不可能比我更早来了吧。老人终于来了，他就对张良说了一句“孺子可教”，然后把一本兵书交给了张良。这个老人叫黄石公，据说张良所有的谋略都是看了这本书以后得来的。

据说《黄石兵法》现在还有，不过它对现代人的效果跟对张良的效果肯定相差很远。简单地说，就是现代人的服从力不够，张良的服从力太强了，他很清楚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能够无条件地接受当下的境况，不打任何折扣甚至是超额完成目标，这就是服从力。如果一个人练过服从力的“童子功”，长大以后就可以忍别人所不忍，能别人所不能。

现在我们常常听到“创新”这个词，说一个人要懂得独立思考，要质疑、要挑战，总之就是别那么轻易地服从。这就是所谓民主氛围下的以自我为中心，这种状态其实是服从力的低下。当然，服从力不是低三下四。基于倾听的服从力是一种积极的沉默，它表现为被动的超常主动性。许多在第一时间反应的人成不了大事，就是因为他的反应只是细节的、随机的、自然的、机械的，而不是整体的、全局的，最后他只能是略有小成而已。

抱怨这种病毒

有一位中医专家研究发现，人的身心灵（包括性格和情绪）都与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关联。怨、恨、恼、怒、烦这五种情绪，对于人们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平常做了很多好事的人，也可能因为容易动怒、生气，最后得了很严重的病。而这种病往往不是单凭药物就可以治疗的，往往需要通过重新反思性格来理解。

很多企业也是这样。看一个企业是好是坏除了要看商业模式、能力上的差异以外，还要看企业员工是不是有某种怨气。如果员工有怨气，好生意最后也会做烂。怨气就像病毒一样，刚开始很少，但它不断地传播、复制、放大，最后使整个系统运转失灵。

有这样一个故事，某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在考核求职者时，有一个必问的题目：你对前东家如何评价？当然，他不会直接去问，而是很艺术、很隐晦地把话题转移到这个问题上。比如他会问：为什么会离开那家公司？原来在读书的时候你跟同学的关系怎么样？你这么有才，别人是怎么看你的？有人一下子就上套了。有的求职者就会下意识地讲别人怎么对自己不好、自己如何怀才不遇。如果这个人的怨气很大，人力资源总监对他的评价就会大打折扣。

“怨”这种情绪很微妙，人们会因为别人做得不够好而埋怨，但是怨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喜欢抱怨的人通常都会有脾胃方面的毛病。很多人打着“追求完美”的旗号，埋怨某件事情做得不够好，但是又没有表达出来，然后自己就会心生怨气，最后落下了胃病。有位著名中医师发现那些有脾胃方面毛病的人，常常会流露出这类的情绪。他说，人家做得好不好、对不对，那是人家的事情，但是你会不会因此而产生埋怨的情绪，却是你的事。

抱怨、牢骚就像口臭，自己没有感觉到，但是会让别人觉得不舒服。或者说，发牢骚的人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但是别人很快就能感觉到不舒服。在一个公司里，对一些人、一些事的抱怨情绪一旦形成，就会逐渐变成整个公司的文化。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它也叫责任病毒。

抱怨的潜台词是，问题是别人的，成绩是自己的，或者这件事情做砸了、做坏了跟自己没有关系。如果每个人都用这样的逻辑去说话、去办事，那它就会形成一个叠加，大家都在这个频率上，就会把这个频率放得非常大。

一个人在抱怨别人的时候，自己其实已经在抱怨了。清末民初有一个叫王凤仪的职业劝善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去发现、寻找每个家庭里的问题，然后帮助大家梳理。比如，有一个老太太说老头对她不好，经常打她，然后就跟王凤仪抱怨，说自己命很苦。没想到大善人王凤仪非但不同情她，反而说：“你拿个镜子去照照，你那张苦瓜脸永远都没有笑容，逢人就说你有多惨，即使你没嫁给这个老头，另外一个老头恐怕也要打你。”老太太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问题不只出在别人身上。

听到别人在抱怨你，实际上你也可能在抱怨别人。这就像是一个游戏，每个参与者都遵循着这样一条准则——我对你错，那么当你不遗余力地证明对方错的时候，对方也会马上把这个游戏规则用到你身上来。

电视剧《一地鸡毛》里有这样一段情节，小林和李靖在上班之前买了一块豆腐，李靖让小林把豆腐放在冰箱里，小林给忘了，下班回到家后发现豆腐坏了，于是两个人就开始推卸责任，争执到底是谁的错，先是砸东西，然后吵着要离婚，还说“离就离！”。这时突然来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好消息，小林心情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挂上电话后就问：“我们刚才为什么要离婚？”他们俩都想不起来了，在一边的女儿于是说：“为一块豆腐。”

抱怨是一个引爆点，人们为之争执的事情往往是非常小的，但是争执的行为和过程超越了争执本身，最后越闹越大。就像上述例子中的两口子，回过头来发现争吵不过是为了一块豆腐，根本不值得。说到底只是不服别人，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

抱怨除了不服别人之外，还源于我们在内心对对方有一种期望，而这种期望对方并不知道，有的时候甚至连自己都没有觉察到，所以很多时候抱怨和冲突来自于彼此没有达成一种共识，形成了希望的错位。这种错位是家庭关系、男女关系、同事关系发生冲突的根源。怨、恨、恼、怒、烦五种不同的情绪，怨是基础。怨之后是恨，恨了就生恼，恼了之后就会怒。不过，烦跟前面几个还所有区别。

“怨”其实是一种情怀，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对别人有某种期待，而这种期待一旦不合意就会腹诽，在肚子里面表达对别人的不满。然后就是情绪酝酿，把别人的一些相关或不相关的行为都解读为针对自己。随着双方相互报复的升级，碰到某一个引爆点后，相互之间的愤怒终于爆发。从心理学角度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暴力。从怨到恨到恼再到怒虽然程度不一样，但本质上都属于心理暴力。暴力是什么？暴力就是以自我的意志、自我的愿望作为绝对的评判标准，让其他的人服从自己。

想要别人跟自己一样，如果不一样就产生冲突，这实际就是暴力。这种心理暴力在亲密关系中更容易产生。有些人关注自然环境的污染更甚于关心内心环境的污染，尤其是没有注意到亲密关系中的伤害，反而对远离自己生活的事情非常关心，表现出了炽热的爱心。对于这种人，美国哲学家爱默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有时候远在天边的爱就是近在眼前的恨。”他们对陌生人能够表现出爱心，在亲密关系中体现的反而是暴力。

以佛学来解读，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我执”，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就是“我能”、“我的地盘听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句口号是非常“反动”的。因为它们包含一种暴力倾向，在整个社会里面制造了冲突和矛盾。当人们都认为应当以自我为中心做事时，他对别人就有一种标准，这种标准就是“我”。甚至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就是按我现在的情绪作为标准，这样必然会造成冲突。

其实，这个地盘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大家的。两个人在一起，误以为这个地盘是属于某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发生战争。有些公司做不成大公司，原因就在于很多人无法与他人共事，最后就只能几个人做成小公司。很多企业发现内部没有凝聚力，没有形成所谓的团队战斗力，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不是一个集体。

“团队”和“乌合之众”是相对应的两个词。乌合之众就是没有规则、没有组织，只是因为一点点共同情绪偶然聚集到一起的一群人。他们随时会聚起来，也随时会消失，彼此之间没有界限、没有契约，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不会用契约和游戏规则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语言，尤其是调整自己的思维。每个人的规则都是“我的地盘听我的”，最后就会导致冲突和离心力。说得抽象一点，亲密关系实际上也是契约和游戏规则不太明晰的关系，只不过一开始是以一种很友善的氛围开始的。

在亲密关系中，有的人不屑于谈规则，这就为造成冲突和伤害埋下了伏笔。“远在天边的爱就是近在眼前的恨”，这是因为跟关系不亲近的人共事，我们会以一种界限、一种游戏规则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恨不是天生就有的，由于界限不明晰，你深入到他的地盘里，他深入到你的地盘里，双方都误以为是自己的地盘，都要做主，这就导致冲突不断。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夫妻之间要相敬如宾，这样双方就会按照伦常来做事情，冲突反而会少。中国传统文化还讲“君子之交淡如水”，意思就是君子知道自己和所有人之间有某种规则，所以“礼”很重要。儒家讲“克己复礼”，克己是为了回归礼。所谓礼，其实就是规则。所谓己，就是小我，自以为跟我相关的就是我的地盘，是这样的一个小我。

中国某些企业、行业的乱象都是因为游戏规则、礼的缺失导致的。很多行业都应该有协会，由德高望重的人来主持大局，大家在价格上也应保持一个平衡，在竞争的过程当中是有底线的，不能搞恶性竞争。

怨气大的公司职责界限一定不明确。默契是大家所向往的一种境界，但是许多人忘记了先有“契”，也就是契约，然后才有默契。查尔斯·汉迪曾经讲到 “中国式契约”、“中国式合同”等概念。他认为，中国式合同与西方的合同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式合同里有一些不成文的契约，虽然双方没有把它写成文字，但是彼此都心照不宣。他认为这种不成文契约在某些时候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彼此心里都很清楚欠对方多少，而且欠的一方有机会就要还。

社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可以量度的人情。汉迪发现，在别人急需帮助时帮助别人，与在别人不那么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相比，人情是不一样的。你的能力有限但你付出足够的努力所产生的人情，比你能力充分的时候帮忙的人情要重。当然，只有每个人的心里有一本账而且标准相对统一，社会资本才能正常地运行。如果你的社会资本以英镑结算，别人的以日元结算，那就没法运行了。

标准不统一就会带来烦恼，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统一起来并不容易，所以才会生烦恼。烦和恼最大的区别在于，烦是对不确定的焦虑，比如有五件事情等待处理，但你没有时间想清楚应该怎么处理，你就会觉得有五件事情在拖着你，于是心生焦虑。而恼是你明确知道要什么，但是对方没有做到，于是产生了恨意和对别人的不满。烦恼不只影响心灵健康，也会伤害身体：怨会伤脾，恨会伤心，恼会伤肺，怒会伤肝，烦会伤肾。

现代人经常说“压力山大”。什么是压力？压力就是烦，是对象不确定时的焦虑。压力所带来的压迫感和紧迫感可以区分为真实的紧迫感和虚假的紧迫感，或者叫钟表时间和心理时间。钟表时间就是这件事很紧迫，必须在什么时间之前做完，必须解决它。心理时间是对象不确定，总是感觉有一种无名的压力在压着，却又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每天都被这种心理情绪所笼罩，这种状态就是烦。人烦恼多了以后，怨气就会特别大，形成心理暴力的可能性就更大。

有毒的瘾头

虚拟经济已经逐渐成为日常经济生活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虚拟事物也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意识，有人习惯了虚拟事物之后，甚至会以此为标准来对照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些人看惯了电脑里的蓝天白云，看见真实的蓝天白云反而会说“真的跟电脑里的一样呀”。虚拟事物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并不新奇，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无论是在宗教还是在古典文学里，都有这种情况。

神话世界就是一个虚拟世界，只不过它不是通过技术手段，而是通过想象力、语言和文字虚拟地展现出来。现在有了各种新技术，可以不再借助单纯的语言和文字，而是让人们感同身受去体验虚拟的东西，让人们不断进入一个事实上不是但效果上是的世界里。网络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或者叫“第二世界”、“第二层次的人生”。但如果长期过这种“亚人生”，就会 “反认他乡为故乡”，以虚为实、以实为虚。

《聊斋志异》描述的就是一个虚拟世界。作者用高超的小说技巧把一个本来不存在的世界写得绘声绘色，一个个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书中有一个故事体现了虚与实之间的关系：一个落魄书生晚上在屋里看书，突然进来一个美女，其实她是个女鬼，爱上了这个书生。女鬼善解人意、非常贤惠，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在书生家里，跟他像夫妻一样相处，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书生也很爱她。

后来，女鬼发现书生对她没那么热情了，她就问为什么，书生回答说可能是时间久了感到厌倦了。女鬼没有埋怨他，反而说：“我会幻术，你心里喜欢谁，我就能变成谁的样子。”书生很高兴，每天都和不同的美女约会。有一天书生说，其实这也没什么意思，都是假的。女鬼的回答十分深刻，她说：“如果是真的又怎么样呢？假如真是这个人来了，过两天她也会变。你得到她，她就不是她了，而且若干年以后她就不再是美女了，最终她会变成一堆白骨。”所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正所谓“以假观之无不假，以真观之无不真”。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用来描述现在的虚拟世界，种菜、偷菜的过程好像是假的，但真实经历的期待、揪心和喜悦的心情是一样的。有人在网上养宠物狗，出差不能上网的时候就急得要死，回去打开电脑一看狗狗果然饿得不成样子，就赶紧用虚拟货币去买好多虚拟食品给它吃。实际上当人们进入虚拟场景、扮演角色时，所获的体验几乎与现实当中一样。这就是很多网络游戏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能够获取巨额利润的原因之一。

现在，人们甚至不用“虚拟世界”这个词，而称之为“网络生活”，认为那也是一种生活。为什么网络生活那么有魅力呢？在现实社会当中，一个人总是在一个坐标系里生存，有特定的时空和特定的社会关系，自身很难改变这种坐标系。这种不自由和局限性必然会带来痛苦。进入虚拟世界里，人们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获得两辈子、三辈子、四辈子的体验，可以自由切换生活场景，在这个虚拟世界不满足，还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里，获得从理智上讲虚幻，但能够带来真实体验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有点像神仙了。进入虚拟世界就是羽化登仙，现实当中所有的不完美、缺憾、痛苦都可以被屏蔽掉。

表面上看这十分美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人也可能是精神病人。有些精神病人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话剧《疯人院飞了》讲的就是一个疯人院的故事，结尾处的一个场景是当的一声，一个特别大的铁栅栏掉到舞台上，疯人院里的人把他们条纹状的衣服换掉，开始穿正式的服装。观众突然有一种感觉，笼子里面的是正常人，自己才是疯子。这个情景特别具有象征意义。

虚拟生活有没有影响真实的生活，要看所花时间的比例。一个人一天有24个小时，除了睡觉以外还剩下15个小时的清醒时间，如果他有10个小时都生活在网上的虚拟社会里，那么网络生活就变成了主流生活，现实生活反倒成了非主流或是客串的场景。如果人群当中90%都是疯子，其余人肯定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疯子，所以疯不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人群中的哪个部分。

诸如网络游戏这样的商品和服务，能够造成人的成瘾性依赖，比如消费者会被商家锁定，不断去购买产品和服务，否则就会很痛苦。实际上，网瘾跟烟瘾、毒瘾一样，都很难戒掉。而且一开始人们并不觉得自己有“瘾”，当意识到自己上瘾的时候，已经很难戒掉了。

“瘾”实际上是由于人在受到刺激时，大脑会分泌出某种生物化学物质。大脑神经元会逐渐对它产生适应性，之后就会对这种刺激产生偏好，对它形成依赖。一旦停止这种刺激，神经元就会非常渴望，人就会很痛苦。成功的商业模式也有这种特性，就是让顾客对它产生成瘾性依赖，最有代表性的是“刀片模式”。

刚开始的时候，商家把刮胡刀的刀片和刀架放在一块儿卖，后来发现这样做不赚钱，因为刀架耐用，可以好几年都不用换。于是商家就把刀片和刀架分开卖，因为刀片过不多久就会钝，顾客为了不浪费刀架就会买刀片。后来刀片成了商家主要的利润来源，这就是用刀架锁定了顾客对刀片的购买。打印机也是这样，打印机能用很长时间，但是墨盒要经常更换，顾客购买了打印机以后就会经常使用，这就需要经常更换墨盒。这也是一种瘾，很多商业模式都是这样的。

有人甚至说，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就是让消费者渐渐上瘾。它会有意制造需求，这种需求基于人内在的强制性，它就利用这种隐蔽的强制性使消费者不断购买产品。有人会认为这种商业模式不道德。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商家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会对人的生理和心理造成很大危害，并且通过持续地危害来获利，那它就是不道德的，比如说香烟和烈性酒。再比如网络游戏让游戏玩家对它形成持续、稳定甚至是追加、不断上升的需求，欲罢不能，而且已经影响了人的身心健康，它也是不道德的。

企业也有一个上瘾的问题。很多企业会因为过去的成功而形成路径依赖，看以前是怎样赚钱的，就沿用老方法，最后就不会用别的方式了。但当外部环境变化时，它们无法改变自己，于是轰然倒下。所谓瘾，其实就是一个持续的路径依赖，是由于片面、过度地依赖某种路径，从而导致整体机能的荒废和能力的丧失。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的成长就大有问题。

许多在媒体工作的人跳槽到企业后都干不长，原因是他们已经习惯了每天晚上上班、早上不上班也不打卡的生活，突然变成了朝九晚五的白领，他们简直都快疯掉了，生活模式的瘾就成了限制。所以瘾是一种快乐，但当你沉浸其中时，它也剥夺了你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从生态学角度来说，瘾实际上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多样性的摧毁、对多种潜能的抑制甚至是扼杀。上瘾之后，人所有的乐趣、行为动机和激情基本上都系于那一线，就被它所操控。

政府层面也有上瘾之后欲罢不能的情况。比如上世纪末的香港，当时有财经评论员指出香港政府过度依赖卖地收入。我们知道香港地价很贵，但实际上香港有很多空地，政府坚持不卖，每年只推出几块地，从而引发地产商之间的竞价。正是因为当时香港政府过度依赖卖地收入，导致市民们认为与其去努力奋斗不如去炒一套房子。实际上，是政府形成了对土地的毒瘾，只要卖一点土地马上就能达到效果，不用很费劲地去做其他的事情，不用很努力地去创新，也不需要其他资源，更不必培养更多的能力。

所以，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经济面临崩盘的危机，房价下跌了60%。这意味着购房者交了15%的首付，供了三五年之后，突然发现除了要把供了一半的房子卖掉外，还要倒贴给银行钱，房子成了负资产。当时有一个笑话，说有些香港人娶了大陆太太，把太太的名字写在了房产证上，太太们还觉得挺高兴，觉得老公对她们真好。殊不知，那其实是把债务分了一半给她们。当然，现在一些上海女青年就非常精明，择偶要求是有房、有车、无贷款。

对于企业而言，一种商业模式奏效了，其中也有有害的部分，正所谓“百草皆药，百药皆毒”。一种解决方案里也包含某种毒素，包含像鱼钩的倒钩刺，诱饵可以吃，但是千万不能上套。很多企业就是这样衰败的，它们创造了一种非常好的商业模式后，由于长期依赖它，就产生了一种毒瘾，这实际上就是自废武功了，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好像是很强的，但在其他方面就完全荒废了，比如戴尔公司。

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虽拥有某种独特的资源，甚至有某种独特的能力，但当它单纯依赖这种资源和能力时，实际上已经形成毒瘾了，比如“石油的诅咒”。好东西里都包含毒素。我们在思考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时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当我们觉得日子过得好像很不错的时候，就要仔细想一想是不是逐渐上瘾了。上瘾是很危险的，瘾是一个负资产，一旦染上瘾，每天早上醒来就欠了债。比如说吸烟，如果上瘾了，每天就等于欠了10元、20元、30元的债，因为要买烟。

瘾的最大危害在于，它不断要求加大剂量，然后才会觉得满足，于是一个活的生态系统就会陷入不可挽救的状态。无论是在人生、商业领域还是在生活中发生这种事情，瘾都是值得警惕的。很多网络游戏公司在为别人制造瘾头的时候，自己也陷入其中，也开始负债，自己还没有体会到，直到发生了变故，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背上了那么多负资产。

养喜神，去杀机

有一天，正安医馆来了一位修佛的云游医生，我就请他题几个字。他题了四个字：笑比哭好。我问他为什么要写这四个字，他说他行医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部分来看病的人都过于关心自己的病，结果越关心越愁眉苦脸。所以他认为人要想把病养好，自己心里得升起一种阳气，认为自己的身体能好、病能好，首先要有心理暗示。我说：“那不就是‘安慰剂效应’吗？”他说：“不是的。对于中医来说，心法、手法是一体的，心物一元。”

我觉得这有点夸大心理暗示的作用了，但他说其实应该把积极正向的心理能量纳入整个医治过程当中。病人心里有正向的能量，再加上好的治疗方法，那就更好了。我想想也对，就把“笑比哭好”写到洗手间的镜子上，希望进去的人看到上面的字会有所触动，能带着笑脸出来。

《菜根谭》里面有一句话：“福不可徼，养喜神以为招福之本而已；祸不可避，去杀机以为远祸之方而已。”与之类似的书还有《小窗幽记》、《围炉夜话》、《呻吟语》等。这些书仍十分有价值，有的句子相当精辟，一句话能顶现在的一本书。

什么是喜神呢？我在一个风景区看到有人卖喜神牌，上面有字，可以配齐名字。这个喜神牌得偷偷挂着，不然显得有点儿娘。一看到这个牌子，你就会提示自己要高兴，要有点喜气，要培养一种阳光气象。久而久之，你就从强颜欢笑的初级阶段，发展到把高兴变成一种习惯，如此就形成了固定的心理模式。喜神牌跟不抱怨指环不一样，喜神牌是正向的激励，而那个指环是监督性的。你没事的时候看看这个牌子，就能提醒自己要保持一种喜气，这叫养喜神。

“福不可徼”指幸福不可勉强去追求，比如花上百万元到古寺名刹去上头炷香，那可能没什么用。福不是勉强求来的，而是招来的。怎么招呢？就是在心中养喜神，所谓“养喜神以为招福之本”。那又该怎样避祸呢？就是要去掉心中的杀机，所谓“去杀机以为远祸之方”，祸就会离你远一点，祸就会绕道走。这跟现在常说的积极正向的心理暗示类似。幸福的人们每天都提醒自己生活在阳光下面，保持和谐、快乐的心态。这不是片面地讲心法或精神胜利法，养喜神能够让人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在面对事物时能够看到正面的东西，看到可能性。

面对同一个事物，用积极还是消极的心态去观察它，其所呈现的价值和意义大不一样。我们要保持对可能性的关注，而不是对不可能性的关注。当不可能性笼罩在一个人的头上时，他会发现满眼都是不可能性。如果满眼都是不可能性，那满眼都是陷阱，就看不到馅饼了。《菜根谭》里还有一句话，叫“此心常看得圆满，天下自无缺陷之世界；此心常放得宽平，天下自无险测之人情”。就是说世间虽然险恶，但是只要你不险恶，你就会逐渐营造出一个不险恶的小环境；虽然不可能有圆满的世界，但只要你心里保持充实和满足，那么呈现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没有缺陷的世界。俗话说“你对世界微笑，世界就对你微笑”，也是这个意思。

这个道理在企业管理中同样适用。我有一些企业家朋友，有的认为自己公司里的员工们都认真工作，都很优秀。有的在管理公司的时候，老是觉得员工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种朋友跟我说，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但每个人也都有优点，公司的差别不在于员工有多聪明，而在于老板有多聪明，能否发现他们的优点，把每个人放到最合适的位置上，他们自然就会升起一种信心，老板就会觉得员工特别优秀。其实，如果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员工也是有很多问题的。但如果老板一味指责他们，他们就会越来越沮丧，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氛围，是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感觉得到的某种气氛。它分为两种，一种是杀机的，一种是喜神的。有的企业里充满杀机，它有非常苛刻的管理制度，采用了许多看似非常严密、实际上漏洞百出的手段，目的是弥补管理的混乱和低效。一个企业如果杀机四伏，那就离危机和灾难不远了。还有一些企业，员工在那里能够感受到快乐、轻松，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氛围，尽管它也会有严格的管理条例，但这些规范和条例并不会产生不良的心理暗示，并没有暗藏杀机。

要看一个公司有没有前途，只需要走到公司前台，再到员工区走一圈，看一下员工们脸上的肉是顺着的还是横着的。如果一个人本来面容很和善，进入公司之后就变得苦大仇深，这种公司就不会长久。尤其是在服务业发达的现代社会，那些卖完产品后靠卖服务来赚钱的公司，即使产品再好、管理再严格，只要员工都是愁眉苦脸的，最后都长不了。

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来看，杀机必然很快招来危机。比如，商鞅、韩非、李斯这几个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结局都不好。那些搞严刑峻法、充满杀机的朝代也都很短命，比如说秦代和隋代。反而是那些以无为、开放作为指导思想的朝代，最后发展出了强大的文化。汉代非常成功，所以我们现在都叫汉人。唐代的开放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首都长安有1/3是胡人，卷头发、高鼻子、蓝眼睛的人比现在北京的都多，有不少还在朝廷里担任高官，可以说唐代的包容性很强，国际化程度非常高。汉代和唐代的军事力量都很强大，也会有征战，但是它们给人的感觉不是杀机，他们的军事力量是对外的。

这里的“杀机”是一种广义的杀机，不是说要把谁杀了，而是指一种隐性的心理暴力，就是以自己的标准、需求和愿望去规范他人和环境。所以，当一个人开始指责、批判别人和环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在显露杀机了。而且，抱怨、批判都是有成瘾特征的。当一个人开始抱怨的时候，他会发现可抱怨的事情越来越多，就从一种偶然的抱怨变成一种习惯性的抱怨。习惯成自然了。

杀机的生长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刚开始时，一个人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别人的反应不符合他的愿望，他就开始指责别人，这就从不知道不知道变成了知道不知道。他用这种方式、手段或武器去“解决”问题，因为爱抱怨和批判的人往往将之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抱怨过了就当解决完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惰性，是把抱怨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一个人的才能应该表现在如何解决问题上，但是爱抱怨和批判的人会产生一种误会，以为一个人的才能表现在他能不能指出问题上。

从不知道不知道到知道不知道，再到知道知道，然后去发展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最后就变成了不知道知道。当它成为一种习惯以后，就不容易意识到自己喜欢指责别人，这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性杀机。养喜神也是这样。

内心的杀机是一种力量，其释放一般会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表达出来，把力量加在别人身上，但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有作用力必然就有反作用力，你打出去了，别人就会打回来。这实际上就是自作自受。

另一个途径是不表达出来，在自己内心里面厮打，其杀伤力更大。杀机太重的人，自己总是充满批判、抱怨、鄙视和否定，自己越来越看不惯自己。加上外界的刺激，即使是正面的刺激，也会产生过度的反应，比如经常会把别人的表扬当成讽刺。所以有的人对别人总是不满意，实际上是自己对自己不满意。

清末民初的劝善家王凤仪反复强调，当人们内心有怨、恨、恼、怒、烦等情绪的时候，首先会伤到自己的身体。他认为身体的病痛来自于内心的阴影或心里霉菌的滋生，内在的病痛与外在的烦恼也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手脚疼痛是与下属或子女之间的关系有问题，头痛是与父母或领导的关系有问题，而背痛是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伤害了自己。当然，他这些说法科学依据不足，但我们能从中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一个人心有杀机，必然会唤起周围环境中的杀机，最终会伤及自身。

下面的故事也印证了这个道理。主人公是一位企业家，最初和弟弟一起创业，是做小家电的。事业是哥哥开创的，弟弟无论是智力、仪容仪表还是口才都比哥哥逊色，见识也逊于哥哥。但是，哥哥有个习惯不太好，就是爱指责、爱抱怨、爱批评。公司运作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竞争激烈、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不善，哥哥就不停地抱怨，说小家电不是人做的。他天天不分场合地说，在公司开会的时候也把这种负面情绪传递给员工。结果，就像咒语一样，他越这么说，公司的经营状况越糟糕。最后，他完全绝望了，不想干了。

哥哥就问弟弟愿不愿意干，如果愿意，他一分钱不要，把股份全部转给弟弟，然后就这样逃走了。弟弟虽然智力、口才等各方面都不如哥哥，但弟弟有一个优点，就是为人和善，非常虚心，看问题的时候经常从正面来看，习惯进行正向思考。面对哥哥扔下的烂摊子，弟弟觉得既然要做，就不要老去想那些不好的东西。哪儿出了问题，就赶紧解决，不上纲上线，不听风就是雨。实际上，在企业经营状况不太好的时候，切忌联想太丰富，否则真是一天也干不下去。如此，弟弟逐渐看到了哥哥没有看到的很多机会，几年以后，这个公司竟奇迹般地活过来，并且成长壮大了。

后来，哥哥回来的时候说，真没想到还能把这个企业做起来。我见过兄弟俩，他们的性格和气质还真是不一样，差异非常明显。从哥哥的身上一眼就能看出那种不耐烦、批判和指责的劲儿，那种追求速成、速胜的想法显露无遗。

中国有个说法叫“相由心生”，一般人认为这个“相”指的是长相，究其原意，“相”来自于佛家，指的是人内在心法的外化，是说一个人外在的世界。所谓境由心造，就是说我们的世界是由我们的心法决定的。同样一张X光片，县医院、市医院、省医院的医师看，发现的问题可能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人们内心的知识体系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与我们内在的心智模式有关。

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有些人宁可起大早去协和医院排队，也不愿意去其他医院。医疗设备都差不多，医生学的东西也都差不多，为什么医院之间的差别这么大？后来我从一个医生朋友那儿了解到，医学远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科学，与其说它是科学，不如说它是技术或技艺。作为一种技术，它就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问题，医生的医术之间差别大，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在医学院多学或少学了什么知识，而在于医生在长期行医过程中，有没有形成那些不好用文字表达的隐性知识。面对一个病人，医生能否诊断出最重要的病因，这恰恰是由隐性知识所决定的。大医院的优势在于，它有很好的会诊机制，遇到疑难杂症，它能够集中专家力量共同分析问题，给出解决方案。

大家每天看天气预报，可能觉得那与大气物理什么的相关，一定是非常科学、有规律可循、可重复验证的。其实不是这样的，通常是找好几位专家对一张卫星云图进行“会诊”，比如五位专家中有三位说会下雨，另外两位说不会下雨，那么降雨概率就是60%。你可能没想到，连天气预报这种看起来很科学的事情也需要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支持，它是 “会诊”的结果。

这跟喜神和杀机有什么关系呢？喜神和杀机说到底是两种思考方式，由于人们的心智模式不同，偏好也就不一样，而这决定了要素的取舍，最后会影响到结论。如果处于“杀机”心态中，你看到的就都是这件事干不下去、这个活儿不是人干的，你所看到的一点儿都不假，因为这些要素都是真的。但如果你能用另一种心态来看，最终的结论可能截然相反。降水概率是60%还是40%，取决于一个人所持的心智模式。

我们已经从不同角度对这个话题进行过多次探讨了。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始终保持积极正向的思考，这对于做人、做公司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行业的机会、同事的优势和优点，他就懂得把握机会、获得同事的支持。如果他总是看到一个行业的风险、员工们的失败或错误，那么事业就会越做越小，越走越低。

钝感力

有一次，我和一帮朋友吃饭，当时在座的不是互联网大佬就是媒体大佬，但大家聊着聊着就聊起了《非诚勿扰》节目，对主持人和嘉宾“品头论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非诚勿扰》有多火。

后来我读到一本书，是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写的《低智商社会》。大前研一曾经担任过麦肯锡咨询公司的董事及亚太分公司的总经理，是国际知名的管理学家。他常有惊人之语，擅长把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重新提出来，下一个定义，最后引起大家的关注。书名所指是社会当中的低智商现象，出版人想出了《低智商社会》这样一个书名，读起来很有时代感，还有一种恶狠狠的快感，好像自己的智商很高的样子。

看了《非诚勿扰》之后，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在某些时候的确存在低智商现象。当然，《非诚勿扰》的主持人和编导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把握住了这个社会的脉搏——低智商。在低智商社会采用这样的形式，节目很容易就火起来了；如果采用高智商的形式，可能还火不起来呢。

大家都知道，“智商”并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概念。有理智上的智商，即通常所说的与解数学题能力密切相关的智力。美国人丹尼尔·戈尔曼提出了“情商”的概念，后来又提出了“社交商”理论。通常意义上的那种智商，对一个人的幸福和成功的作用实际上最小。戈尔曼先是指出情商更重要，之后又认为更重要的是社交商。就是一个人在面对他人、面对社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反应和应变的能力，这往往跟高智商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中国历史上为什么韩非被害、墨子被边缘化并走向消亡，而孔子最后成为了主流。

评判综合意义上的高智商，标准很简单：第一，你过得快乐不快乐；第二，别人喜不喜欢你。《非诚勿扰》这个节目，它的形式是婚姻和爱情，但其实跟婚姻和爱情没有太大的关系。它要是一档正儿八经的相亲节目，肯定就没这么火。在当下这个低智商的语境里，它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

看这个节目的观众就像自己走进一家美女超市，可以去挑选自己心仪的对象。打个比方，就像一只蚊子进了天体浴场一样，满口都是肉。《非诚勿扰》节目中有24位女嘉宾，是“金陵十二钗”的两倍，全都放在你面前。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帅哥、成功男人的拍卖场。一边是超市，一边是拍卖场，双方互相出价，看看能不能成交。实际上，这个节目里的人不是来相亲的，而是要来制造社会新闻的。因此可以说，这档节目反映了社会百态。在《冬吴相对论》里，我们总是在讲的正能量、负能量、什么样的心态是快乐幸福的、怎样会成功等内容，在这档节目都有所呈现。

其中有一期节目，一位男嘉宾上场时打扮怪异，一眼看上去像一只企鹅，完全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俊男，或者是非常流行的花样美男的形象。但是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几轮下来，24位女嘉宾中只有4个人灭了灯。他非常受欢迎，至少大家愿意去了解他。

一般来说，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在这档节目中，如果第一印象不好，继续下去的可能性就少了一半。但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甚至有点搞怪的“企鹅男”却很受欢迎。当时主持人就对他说：“你绝对不是凡人。”他回答说自己一直到高中时才知道自己是地球人，他一直怀疑自己是外星人。他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对于一些来自他人或外界的负面情绪有一种天然的屏蔽能力，甚至能转化成正面情绪。

他的表现让我想起了一本书，就是渡边淳一写的《钝感力》。我们认为，敏感、反应敏锐、善于随机应变的人才是聪明人。如果一个人很迟钝、反应慢、傻乎乎的，这样的人几乎就抓不住机会。但是，渡边淳一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那些过分敏感、聪明、瞻前顾后、随机应变的人往往是很不快乐的，最后也不会成功。成功人士往往对周围的反应比较迟钝，尤其是对负面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过滤和屏蔽能力。

渡边淳一年轻时认识了一个作家，那人非常有才华，很多有分量的人士都喜欢他写的作品，认为他大有前途。可是，之后作家写出的作品并没有多大影响，他受到了冷遇。其实，一个人总有能量周期，有的时候很顺，有的时候不顺，有的时候状态好，有的时候状态不好，这是很正常的。但还有一种可能，其实一个人的状态是好的，但是他做出来的事情、他的作品、他说的话在这个阶段不受欢迎。

但是，这个年轻的作家太敏感了，对于来自外界的负面反应特别在意，几次退稿信就让他寝食难安。他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从事写作，开始去指责别人、抱怨别人。结果，这个人就慢慢在文坛消失了。渡边淳一坦承，他自己之所以能够混得不错，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就是因为他自己身上有一种迟钝的特性，对那些负面的东西、攻击性的东西、否定性的东西反应迟钝——这就叫钝感力。

前面说到的《非诚勿扰》节目中的那位男嘉宾，恰恰就是钝感力的代表。他有一种看起来很奇怪的能力，对于来自外界的刺激、对于那些负面的东西，他要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要么把那些负面的东西解读为正面的东西，所以他始终乐呵呵的。打个比喻，他好像练成了一种不受伤害的金刚不坏之身，“金刚”的本意是很硬的东西，但是这里“金刚不坏”的意思是是非常柔软。

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也是钝感力的典型。表面上看他傻乎乎的，但他能够在一个充满压力和挑战的世界里游刃有余。《阿甘正传》实际上完美阐述了戈尔曼的情商理论。阿甘虽然智商只有75，但是他情商很高，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外界有什么样的攻击、否定和挑战，他始终按照简单的几句话去生活，就是他妈妈和他女朋友告诉他的几句话，其他的东西一概屏蔽掉。

所以说，一个人有多聪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先天或后天能不能有一种能力，可以对所有负面的东西视而不见，或是转变成正面的东西。之所以有这种能力，有时是因为一个人特别有智慧，能够顺应和转变，有时是因为他天生就有这种能力。即使智商不高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他不会被外界的眼神伤到。

钝感是相对于敏感而言的，有时过于敏感其实是对自身的一种伤害。尤其是在中国人的社会里，眼神都是能杀人的。很多国人也很聪明，会花很多时间来思考为什么别人要用那种眼神看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其实，这样做会浪费很多时间，耽误很多事情。

我有一个下属，他读过很多书，也很聪明。有一次，我交代他办一个事情，让他约一个女孩子谈谈合作事宜，结果三天过去了，他还没有告诉我结果。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在想这件事到底可不可行。我告诉他，不管可不可行，你打个电话约她谈一下就解决了，打个电话而已，为什么不试一下。结果这位正在中国顶尖学校读EMBA的同学回答说：“如果约她来谈了，万一没谈成，会不会影响我们对她的判断，她对我们的印象又会怎样？”

后来我发现，这不是个别的现象。有些人越是受过很好教育、读很多书，就越容易陷入自我犹豫的过程，实际上有时只要去做就很好。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要去吃一下。“味”字左边是“口”，右边是“未”，“未”就是没有的意思，不吃是永远不知道味道的。所以一件事情如果想不清楚，不妨去试着做一下，万一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呢。

照通常的标准来看，这样的人应该很聪明，他比普通人想得更精、更细。他有很强的风险意识，总是想着如何把事情做到周密、如何去规避风险。应该说这是很好的，经营企业应该有这样的意识。但是有一点，由于这个人长期如此，形成了这种思维模式和心智模式，结果他的理智天平永远朝着“可能不行”的那一方倾斜。而且，他非常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非常害怕事情没做好会有什么后果。最后，他就会患上“哈姆雷特综合征”，总是在想“to be or no to be”这个大问题。

其实，想得太多才是一个大问题。一个人面对一件事的时候，只要他愿意想，一念三千啊。佛家讲一念三千，心里起一个念头，细分起来就有几千个念头。曾国藩说“一念求全，万绪纷起”，一个求全的念头一出现，无数个思绪就会起来。当无数个思绪在人的大脑里运行的时候，就会把真正要干的事情给忘了，或者说处于一种自我麻痹、自我挫败的状态中。

经过几年的创业，我发现在中国获得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基本上在创业公司里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或者说，读到硕士和博士的人，基本上不太适合在创业公司工作。这句话可能有一些武断，但很多人读书的多少与他的行动力是成反比的。因为他的钝感力不够，他们遇到事情时首先是想问题，想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当中肯定有很多不可能的东西。人一旦染上 “不可能病毒”，就会把一件特别小的事情放大得无限困难。

某些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决断能力差，面对各种可能的时候，常常议而不决，决而不断。有一句古话叫“可议事者不可图事”，就是说有一类人，你跟他一起商议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能提出奇思妙想，提出一大堆或肯定性或否定性的想法，貌似考虑得很完备。但是，这种人不能跟他一起创业，最后是要误事的。

二是事情定下来后执行力特别差，老是做不完。他们往往在做到一半时又发现这样不行，那样可能更好。其实不需要这样，因为大部分事情在做的过程中会有新的变化，只要确立了大致的原则，大的方向是对的，绕一点、慢一点、拖一点、乱一点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往前走。

执行力强的人关注事情怎么样，而不在乎别人的评价怎么样。反过来，执行力差的人更常想到的是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是怎么看自己的、自己是怎么看自己的，导致内心有无数个“我”在那儿打架，精力全花在内耗上了。

前面说到的“企鹅男”就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他的身材不怎么样，他却突发奇想说要去跳舞。他在舞场上肯定是经常被别人拒绝的，但是他的头脑中早就过滤了“别人拒绝我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我哪儿不行”这类问题。一个人如果没有钝感力，就一定会陷入这种状态，几次下来后就再也不敢跳舞了。“企鹅男”就不担心被别人拒绝，拒绝就拒绝吧，他乐呵呵地去邀请其他的人去了。别人拒绝了他，他还说“谢谢啊”。人过一百，形形色色，有的人即使不愿意跟他跳舞，也可能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就跟他一起跳了。所以，他就学会了跳舞，还跳得不错。后来他又突发奇想，要跳遍整个西安市的所有高校。果然，他最后实现了这样一个梦想。

“企鹅男”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但是因为他拥有强大的钝感力，最后做到了很多平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中国有句古话到今天仍有强大的影响力——谋定而后动，但其实这里的“谋”不是我们今天EMBA学的这一套，而是研究过《周易》和八卦后才“谋定而后动”，那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儿。

有句古诗说“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希望他的江山能千秋万代，很担心书生乱政，觉得对他政权威胁最大的是那些爱发议论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就焚书坑儒。但最后推翻秦政权、火烧阿房宫的并不是书生，“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不懂得执行力强的人往往不是读书太多的人。反过来说，读很多书的人通常执行力都不会很强。

所以说，创业也需要钝感力。因为创业是一个不断遭遇各种不可能性，不断面对各种富有挑战性、颠覆性、否定性场景的过程。如果创业者不能排除各种干扰、跨越这些不可能性，企业就很难走远。

读书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快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衡量，读书多了很可能并不是一个优势。在大家都能读到书的年代，如果你既能读书，又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知道走出去，哪怕只是迈出一小步，那最终也可能比别人优秀一大步。

心理的留级生

有人说90后的确是新新人类，不仅外国人不了解，连中国人也不了解，现在的70后、80后都觉得他们难以理解。他们当中有些人可以很宅，然后很平和、干干净净地上街去行乞，但是心里面没有任何压力。当然还有很多90后在积极地学习，准备为祖国的未来事业奋斗。

其实，以地域或年龄来划分人群、对一些人“贴标签”是不恰当的。80后、90后当中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一位优秀的80后留学生曾经有过这样的观察，他说去海外的那些孩子，如果原先在家里没有教育好，一下子到了一个比较自由宽松的环境之后，会有两种表现：一种是被迫开始学会自律，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随波逐流，最后会一事无成。还有一种是没有了管束之后，他们就像放羊了。有的人到了欧洲还跟中国的作息时间同步，不是时差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要跟中国的朋友们联机打魔兽。

所以，他认为孩子最重要的教育是自律教育。一定要懂得先付出后享受，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把困难的事情放在前面做，而不是把简单、容易做、能够很快享乐的事情放在前头，把那些重要、难以解决的事情留在后头，然后一直拖延。如果形成这种行为模式，就会对孩子贻害无穷，还不如在国内读书。所以，自律非常重要。

有一本非常经典的书叫《少有人走的路》，说一个人最重要的品德是自律。自律有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推迟满足感。这其实就是农民生产的方式。秋天农民收获粮食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而在此之前，春天播种、夏天捉虫和浇水都是很漫长、很艰苦的劳作。一个人从小就要养成习惯，要推迟自己的舒适感和满足感。

吃蛋糕的时候，是先吃蛋糕，还是先吃奶油，就有讲究。话说有个人有严重的拖延症，什么事情都必须拖到下班以后，而加班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效率。他内心当中是很不愿意拖延的，但是一旦进入工作场合，他就总是在拖延，总是在最后一刻没有办法了才被迫把事情做完，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障碍。而据说他在吃蛋糕的时候，总是先吃奶油，后吃蛋糕。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过去中国没有蛋糕，甘蔗倒是经常吃。同样是吃甘蔗，有人喜欢从根也就是从比较甜的那一头开始吃，有的人就喜欢从尖也就是从不那么甜的那一头开始吃。很多父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其实折射了一种价值观。在幼儿园里，小朋友们玩玩具也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玩具很受欢迎，小朋友会去抢着玩，但聪明的小朋友在别人抢的时候不抢，因为他知道小孩子往往玩一会儿就不玩了，他后来来玩的时候就可以玩很长时间。

患拖延症的人往往先把能做的、喜欢做的事情做了，不喜欢、不好做的事儿就放着，似乎事情放在那里就会自动解决。但实际上，他一直在那儿犹豫、害怕或发愁，磨磨蹭蹭的，既没有做成事情，自己也一直处于焦虑之中。做事情的先易后难跟考试还不一样，考试的时候老师经常说把会做的先做了，不会做的放在最后。考试是时间有限情形下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如果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就会变成一种糟糕的心理病。

那些不爱拖延的人，吃甘蔗喜欢从尖的那一头吃起，吃蛋糕会先吃没奶油的那部分，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有一种亮剑一样的激情。遇到困难他会产生兴奋感，就绝对不会再拖延了。如果把遇到问题比做挑战，他就像喜欢挑战的人，没挑战他觉得难受。他的神经逐渐会对做困难的事情、接受挑战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的兴奋反应。而有的人遇事先从容易事做起，一旦形成这种习惯，他就会对挑战性的问题产生畏惧感、恐慌感、焦虑感和逃避感。这些问题久未解决，在旁人看来就是拖延。

有些公司就会专门进行这方面的训练，要求销售人员每天必须打10到15个冷电话，就是给那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打电话，只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而完全不知道对方姓什么、叫什么。面对这个任务，有的人会很兴奋，噼里啪啦一会儿就打完了；有些人做这件事，却比扛一袋50公斤的大米上10楼还难，会不断纠结，想无数个理由逃避打电话，一直拖到要下班没办法了，才很不情愿地拿起电话来打。有的时候，人需要一种受虐的心态，越是困难的事情，就越要先去做。

第二个原则是承担责任。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心理问题。跟不愿意承担责任相关的有两种心理疾病，一种叫神经官能症，一种叫双重人格，就是人格分裂。什么叫神经官能症？就是一遇到问题就非常自责，把所有的问题都揽到自己身上，怪自己不好，是自己拖累了别人，连累了大家，这有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表面上看来他是在承担责任，其实他是想推卸责任。他的话里面隐含的意思是，我生来就是这个样子，不是我的问题，而是我基因的问题，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他已经习惯于把问题推向一个看起来比较客观的我，而不是主观的那个现在正在说话的我。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们就别怪我了。他这么一说之后，的确好像是在承担责任，但是因为他把所有问题都揽在自己身上了，反而是在推卸责任，这是以退为进。

第二种就是人格分裂，这类人跟上面所说的情况相反，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别人身上。这件事做不好是制度的原因、环境的原因、社会的原因、父母的原因、朋友的原因、同事的原因或老婆的原因。这类人会形成一种习惯性的反应，出了任何事情，他都有无数个理由在那儿等着，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寻找自己没有做成某事的原因，刚开始是寻找，后来不用寻找了，都是现成的了。这两种人格归根结底都是不负责任的，甚至还有人把两种综合起来逃避责任的，一方面说这是我的基因、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推到自己客观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把原因归结到别人身上。

如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承担责任呢？《少有人走的路》的作者派克提出了第三个原则——尊重事实。他讲了一个案例。他曾经到冲绳岛为美国军事基地的军人进行心理咨询，碰到一个军官非常爱喝酒，达到了酗酒的程度。他问那个军官为什么会酗酒，军官回答说：“冲绳这个地方这么偏僻，又找不到人沟通，不喝酒还能干什么？”派克说：“你可以去看书啊。”军官回答：“图书馆离我们这儿太远了。”派克说：“据我所知，图书馆不比酒吧远。”最后，军官承认说：“其实我也不怎么爱读书。”派克又问：“那你到底喜欢干什么呢？”军官回答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也只有喝喝酒了。”

这个军官一直在推卸责任。从本质上讲，他推卸责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捍卫他原有的立场，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所以，其他理由都是无关紧要的。说来说去，他要坚守现在这个习惯，或者说他不愿意尊重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图书馆比酒吧还要近，读书比喝酒要好。所以，第三个原则“尊重事实”是跟承担责任连在一起的。事实是明摆着的，但他不愿意承认。

比如说，一般人不会承认自己不如别人，还会用各种方式来消解、抹杀这个事实。最典型的心理习惯是恨人有、笑人无。“恨人有”就是看到别人有了，别人比自己强，他会想出各种理由，说别人得到的东西都是不正当的，不知使用了什么非法手段、害了多少人。“笑人无”就是看到别人没有，他不会去想，别人现在之所以不成功，也许是有某些原因，或者只是时机未到，反而在心里沾沾自喜。

只有尊重事实，人们才能准确描述自己在世界上、在社会当中的真实境况。只有认清了客观事实，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以及为改变现在的处境，应该做哪些事情。这个原则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很多人难以做到。

最后一个原则叫保持平衡。说起来比较抽象，其实就是要保持一种柔性。世界上总会有你看起来不公平的事情，遇到这类事情，你该如何去面对呢？足球比赛中有裁判员，有电视机前亿万双眼睛盯着，如果发现场上裁判员偏袒某一方，或者裁判员的执法水平有问题，就会有制度来纠正，但是难免会出现误判的情况。所以在比赛过程当中，运动员总会遭遇那些在他们看来是不公平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反应，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如何面对一个让自己感觉明显不公平的境遇，很能反映出自己的心智水平，考验自己有没有平衡力。有的球队本来水平很高，但是由于一次不公正的执法或者对方一次偶然的进球，运动员便产生了情绪上的巨大波动。于是，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绪全都变了，全都乱套了，这就失去了平衡。

派克认为，只有做到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尊重事实和保持平衡这四点，才是一个自律的人、一个心智成熟的人。不过能做到这些，还不能叫优秀，只能叫心智成熟了，不再犯那些小孩子爱犯的错误了。

关于心智的成熟，派克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很多人喜欢涂涂画画，但拿起来一看，很少有画得很好的，可能还是小学水平，长大以后画画水平并没有提高。在心智上也是这样，虽然人们的年龄在增长、工作职位在升高、社会角色在变化，但心智模式并没有同步前进。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对自己的心智进行磨砺，很可能我们的心智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就停下来了，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心理上的留级生，永远的留级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部分人都是心理的留级生，很少有人能够保持不断精进。所以这个世界上优秀的人是如此之少，成功的人是少之又少。对于年轻人来说，保持精进之心非常重要。有一位听众分享自己的心得，他受到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的启发，按“有头脑”和“没头脑”把人分为两类，按“高兴”和“不高兴”也把人分为两类。这样交叉组合，就形成了四类人：有头脑不高兴、没头脑不高兴、有头脑且高兴以及没头脑且高兴。

最好的是有头脑且高兴的人，不论是遇到困难的事情、挑战性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他们都能保持乐观的心态。而最糟糕的是既没头脑又容易不高兴的人，他们往往悲观处世。

平安保险公司的老总马明哲曾经说过，现在的年轻员工都胸怀大志，渴望施展拳脚。一旦踏上工作岗位，需要从基层做起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自己大材小用，对前景充满困惑、感到失落，慢慢就不思进取了。所以，他每次跟新员工交流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后，他给年轻人总结出了八个字：高处着眼，低处着手。要求员工做到“眼高手低”，眼界可以很高，但是一定要从低处着手。

马明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发现现在的年轻人确实有这个问题，眼界很高，下手好像也很高，最后往往高不成低不就，他们不乐意去做最基本的事情，不愿意回到基本面——这个基本面就是前面说到的那四个原则。他们不能有意识地让自己在心智上逐渐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成熟的人，一步一步地精进。不妨坚持一种田间精进，就是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耘，一天两天看不到效果，但是在这种不间断的田间精进过程中，年轻人可以逐渐地从一个孩子或者说从有孩子气的大人变成真正在心智、人格上成熟的人。

定位的误区

有一次，我们公司新来了几个同事，有一个很严肃地找我谈一个事情：“梁老师，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我的职场定位问题。”我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年前。我最早在一家电视台工作，领导什么都让我干，娱乐节目、文化节目、时事节目、财经节目都做过。我觉得很焦虑，非常痛苦，心想这辈子完蛋了，我就像一块木头被锯开了，哪个地方缺个角就拿我去填一下，觉得自己被粉碎了。当时我就想：我这辈子怎么办？我的定位在哪里？

有一首歌中唱道，“我是社会主义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要永做革命的螺丝钉。如果一个人真是万金油，那他的职场生涯可能就真的毁了。听了上面那个年轻同事的提问，我对他说：“要看你有什么定位。你先干个三五年，把公司里所有的岗位都做一遍，公司哪里有需要你就去哪里，时间长了，你自然就知道你自己会干什么了，公司也会为你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你自然就成长起来了。”突然，我发现这些话十分耳熟，当年我的领导也是这么跟我讲的，但是我当时不能接受。到底什么叫定位呢？

“定位”这个词现在用得很滥，到处都在说定位：市场上的产品需要定位，职场上的个人也在定位。事情还没开始，就已经在定位了，一个网站刚建立就想定位，一个小杂志也要有定位，现在是有点唯定位论了。自从特劳特和里斯搞出“定位学派”后，现在到处都在讲定位。但是，“百草皆药，百药皆毒”，如果过于强调某种理论，就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

不是说《定位》这本书不好，它是一本很好的书，在研究品牌和广告的时候，它能够带来很多养分。但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任何东西过犹不及。在“定位”概念非常流行的时候，我们要反思一下：到底什么是定位，凡事强调定位又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定位”最初不是一个管理学术语，而是足球比赛中的一个术语，即“定位球”。所谓定位球，就是把球放在固定的位置踢，点球是定位球，角球是定位球，任意球也是定位球。任意球的位置固定，但踢法可以任意，还可以有很多种战术组合。所以，一个定位球只是说位置定下来了，但具体怎样踢，则是千变万化的。

反观商业上的定位。在做初步商业模式分析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一旦定位精准、成功定位了，就成功一大半了；而如果定位不清楚，还没开始干就会觉得这个企业恐怕不行了，觉得它不值得做。上面说到的那个年轻同事也是这样，大学毕业后刚参加工作，一上来就要给自己定位，似乎定位一准确，这一辈子就靠谱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像足球比赛中的定位球，点球是最好的进球机会，让你去踢一个点球，但是你的水平不够，你怎么踢得进去？据统计，点球的射失率高达30%。

有时候定位非常重要，但更多的时候定位是最不重要的。因为，有定位的未必能坚持；就算坚持了，也未必是正确的定位；坚持了，也是正确的定位，但未必能做好。所以，定位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要。

有的时候，定在那里了，反而放弃了很多机会。所以说“定中无定”，就是在定中有不确定性，如果没有意识到在确定当中的大量不确定性的话，最后可能会很失望。比如说美国前总统里根，他刚开始并没有立志要当总统。他只是一个三流演员，他刚到好莱坞的时候也许有一个定位，想要当一名好演员。可是，他演了好几部电影后，自己都没什么兴致了。但是在剧组里面，他表现出了较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他就逐步调整了自己的定位。

里根曾经做过通用电气公司的新闻发言人，这个职业少有人知。中国的企业里没有新闻发言人这个职位，其实这个职位非常重要。面对媒体的时候，他要能随机应变，又能把一个意思表述得有利于己方又不歪曲事实，那是需要很高水平的。如果遇到恶意攻击，还要能够四两拨千斤。经此磨炼，里根就从演艺界发展到商界去了。他从最初的演员定位向新闻发言人定位转移，发现政治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演员，要会打太极，还要会打那种硬球。那种球看起来不那么猛，却让人接不住，成熟的政治家需要这种素质。于是，里根就从商界进入了政界，先竞选当上了州长，后来又当选美国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总统之一。

从里根的职业生涯中我们就能看出，定位有时候是靠不住的。真正的定位是一种动态的定位，或者说，当你被定在某一个位置时，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只能踢出软球，而你踢出来的是硬球，不容易被人接住。

总之，心中无定位和有定位的差别没那么大，我们不要被概念所迷惑。现在，由于西方文化以强势的姿态进入中国，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符合逻辑。比如定位，似乎要先从逻辑上讲明白我怎样定位、按照这个定位去做了以后，才会带来成功的结果。殊不知，我们的生活有时是反逻辑的，甚至是超逻辑的。就算你早早为自己定了位，但是那时你还很年轻，经验和见识都还不足，因此定位也不一定合适。

我曾经讲过一个话题，叫创业的超文本，这是借用了互联网术语。超文本跟文本的差别就在于，读超文本的时候，你随时可以从某一个节点连接到别的地方去。而且不是一次被打岔、岔开，而是在被岔开的方向上又被打岔，最后得到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定位意味着某种逻辑上的推演，需要先有一个逻辑的原点，后面的事情是从这个原点展开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超文本的，上苍给我们的东西有时是超逻辑的，所以我们要有一颗会应变的心。其实这里也有一种逻辑，只不过这个逻辑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形式逻辑。所以说，有的时候，上苍交给你什么事情，你把它认真做好就可以了，不要去想这是不是你应该做的，你又如何能知道应不应该做呢？

拘泥于定位也会害人。有些人写文章，先要把提纲写得非常完整，然后再来填文章，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是自己跟自己找别扭。因为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们的思路是带有超文本特点的，从某一个起点出发，不断发散思维，最后达到最佳的状态。你会发现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出乎你的意料，其实它并没有超出你的水平，这就是你的真实水平。因为你从一个节点出发后，在往前走的过程中，你细致地感受到了另一个节点上发生的变化。在内在感觉的支持下，你一直在随机应变，找到了最佳的途径。

依赖外在的定位、提纲或逻辑去做事情，人们可能就会放不开，没有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但并不是说要你随波逐流，二者是不一样的。最后做成的事情、写出来的文章依然是你写的，是与你以前的修为连在一起的。你可能会奇怪，自己怎么会想到这个东西。实际上这就是你的缘，你结了那些缘，到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节点供你来爆发。如果你非常拘谨，亦步亦趋，按照某个逻辑去做事，你的思维和行为都只停留在表层，你只是在完成某个任务而已，而不是在把自己的创造力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来。

所以，在讲到定位的时候，我首先要强调的是，不管什么定位，你都能玩得好，那才是真正了不起的。由此就引发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叫作守本分。以前我听到有人说“守本分”的时候，会认为很消极。现在我认识到守本分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如果是同样的外在条件，别人能玩得比你更好，那说明你内在还可以提升。

《论语》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里的“本”是本身固有的能力，或者是固有的某种频率。比如说刷门禁卡进门，有的人拿着卡一刷就进去了，有的人拿着一个相似的卡刷就进不去。这是因为卡里的信息与背后的那个系统是不匹配的。只有当它们匹配的时候，门才能打开，人才能够进去，这就是“本”。

我有一个朋友是在美国做PE（私募股权投资）的，他说国内的风险投资过于依赖上市前投一把、上市之后迅速撤出，依赖于赚快钱。在美国，尤其是中部地区的PE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奥马哈的巴菲特就不是这样的。他们的主张是花一笔钱买一个企业，然后帮助这个企业在每一个环节进行流程再造，在细微之处好好地改造。他们并不要求进行颠覆，而是把每一件事情搞好：节省一张纸、一个螺丝钉，人员安排得更紧凑；交货时间以前是10小时，现在缩短成9个小时，下个月缩短成8个小时，一点点地进步，用户体验也一点点地改善。这样持续一段时间以后，能量就非常大。

他还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他们最近在国内收购了一家企业，问我怎么看那家公司。我之前一直在讲定位，所以就跟他说要看定位。他听完了之后没有直接反驳我，停顿了两秒后说：“我们的策略是这样的，先帮它把现在能够做好的事情做好，它现在的品牌虽然不太好，但是一点点地改造，要比一下子推翻了全部重来要好一些。”我当时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他其实是很清晰地理解了一个原理：只要把现在的东西做得再好一点点，哪怕是同样的定位，也还是有很大的增值空间的。

刚才说到“本分”，还有一个词叫“本事”。我们经常说一个人有没有本事，这个“本事”就是他本身的能力，跟机会、外在的环境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你临门一脚跟别人临门一脚水平的差别，而不是球定位在哪儿的差别。做人要有本事，就是自身的资源和禀赋，这跟定位没有关系。定位再好，如果没有本事，在这个定位上也做不出好东西来。

好多创业者编一个故事、编一个商业计划书，就去找VC（风险投资）、找PE。其实，人家VC和PE除了看故事之外，更看重你的本事。本事就是你的个人能力、个人性情，当然还有团队的能力。总之，事在人为，定位球能不能进，不同的人来踢，结果完全不一样。千万不要因为赢得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就高兴得不得了。

对于年轻人来说，40岁以前做任何事情，都不是说要发现一个什么机会，机会主义思想是害人的。我越来越相信，上苍给你一个东西，是让你用它来长本事的，是来锻炼你的。当你有这种心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工作中的那些艰难还真是上天给你的恩赐。你能这样来理解，你自己内心就不会有那么多纠结和痛苦，也真的能从逆境中获得你本来可能会丢失的东西。你会懂得包容，学会随机应变，学会在失败中学习，学会抓住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佛语云“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就是说定位或者在哪个位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身上有什么业、有什么本事。人在专注地做事的时候，无形当中就会有某些东西汇入内在之中，这就是本。本小的时候，给你干大事的机会你也干不好；本大了，有本事了，你才能干大事。在我们没有准备好之前，单纯追求所谓的定位，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给你什么就能把它做好，把每一件事都做好了，你自然就能有更好的机会。

曾经有大学生来问我，说在毕业之后做公益确实很好，但是没有“钱途”。我告诉他们，在30岁之前不要考虑挣多少钱的问题，而要考虑为自己挣多少本钱。其实，40岁创业也不晚啊，柳传志就是40岁创业的。肯德基的创始人桑德斯上校更是在60岁，退休之后拿着自己的退休金开始创业的。所以，无论面对多么恶劣的环境，我们都要问一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可能比自己做得更好？换句话说，那个人和现在的你之间的差距，就是你努力和改正的空间，努力做到每天都有一点点进步，这就叫精进。

寻找定见

前面我曾经讲过一个话题，是关于定位的。“定位”来自足球比赛中的一个术语，在足球场上，定位球包括任意球、点球、角球等，所以，实际上定位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踢好每一个球。但是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定位，或者没有定见的话，会不会很焦虑呢？今天可以东风迎西风，明天可以南风迎北风，最后还是一无所有。那么，如何处理定位和定见之间的关系呢？

定位和定见都有“定”字，是两种不同的定：一种是外在位置上的定，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或者被放在什么位置；另一种定是内在的定，就是佛学讲的“戒、定、慧”的“定”。

佛学可以分为三学，即戒学、定学和慧学。这三个方面也不是互相分离的，往往由戒生定、由定生慧，而慧是最高的，这里的“定”实际上是内心的定。定见就是去除游离状态、漂浮状态、随波逐流的状态，达到内心的定静。定位是我要在哪里，定见是我不做什么，因为定见来自于戒。戒、定、慧是有次序的，先把戒做好了才能定，定了才能慧。

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戒”其实跟定位差不多。在确定战略定位时有个术语叫系统性放弃，就是制定任何一个战略，表面上都是我要做什么、我要朝什么方向努力，实际上是我不做什么、不朝哪个方向努力。如果心里没有戒，实际上就是无所用心，你自己可能觉得很写意，但其实很随意。写意是内心有定见以后，发乎内心，画出来的东西是有意境的。没有内在的定乎内心的东西，画出来的就是涂鸦，而不是一个蓝图。很多企业之所以没有战略，实际上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有做到戒。

无论做任何事情，只要真想定好位的话，你都要内心安定，仅仅表面上定下来是没有用的。禅宗故事中曾经讲到，二僧辩论风幡，一个说是风在动，一个说是幡在动，高僧慧能的回答是“仁者心动”。

这里不妨参照一个好厨师的举动。即使餐厅很忙，好厨师仍然能够行云流水般地做菜。在两三分钟之内，他可能又要切菜，又要炒菜，但是他切菜非常认真，炒菜也非常认真。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每一秒钟都定住，虽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做了好几件事情，但是做每一件事时都能达到专注，这也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定不定与忙不忙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在每一秒钟里，你能否专注、认真、全神贯注地做好手上的这件事。只要能把眼前的这个事情认真地做好，你的心就会定。实际上这也是互为因果的，它也反映出了你的定。所以，不是说一个人忙就定不下来，也不是说一个人没事干就可以定。

盲目的定位或唯定位论认为只要定位精准，一切好事都会来，这是不对的。想要在商业和职场上真正定住位，必须要内心入定。即使达不到达摩祖师那样的禅定状态，一坐几十天不动，心里也是要有谱的。比如说，口吃的人遇到特别急的事情，急于想告诉别人，就会编成歌来唱。其实有很多主持人、演说家小时候都曾经得过口吃。被称为“世界第一CEO”的杰克·韦尔奇小时候就有口吃的问题，他的母亲安慰他：“你之所以口吃，是因为你想得比你说得快。”

从口吃到不口吃就是要定。口吃，首先是不定，口吃的人本来是聚焦的，很想把一个事情说出来，很想有个定位，但很难用流畅的语言表达出来。于是他就用最原始的办法，把想说的东西唱出来，这时就要有一个谱子，要很“靠谱”地唱出来，他就不口吃了。真正做到定位，实际上就是要回到“谱子”上去，回到自己内在的韵律、节奏上去。

我们的话题从商业上的定位、职场的定位，谈到了如何入定。观察企业能不能做大、做长，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企业家说话、做事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入定的东西。有的人做得貌似很有规划、很有条理，但是我们会发现他的言语、心智里有一种隐约的、闪烁的、游离的、不定的东西，这个人或其所经营的企业就不会走得特别稳，一旦遇到变故就会一下子乱套。

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代表，一个是李彦宏，一个是马化腾。他们身上有一种比同龄人更好的定力。当别人忽悠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反驳，但他们会保持自己内心的节奏，就是具有一种富有弹性的坚定。富有弹性的坚定本来是用来形容外交高手的，但这里，用在他们身上就特别恰当。

当年吴伯凡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马化腾，文章的标题叫“在海妖和涡流之间”。这个故事来源于希腊神话，希腊英雄奥德赛攻陷特洛伊后，在乘船回家的路上经过海妖岛，海妖的歌声妖娆动听，会引诱人们上岛，但是人们一旦上岛就会被吃掉。所以奥德赛的船必须与这个岛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抵挡不了诱惑。在海妖岛的另一边也有一个岛，岛上有一个大洞，涨潮的时候这个洞会形成一个大旋涡，把经过的船只吸进去。这条水路是奥德赛的必经之路，一边是海妖岛，离近了可能会被吃掉，但是如果只顾着躲避海妖，又可能掉到另一边的旋涡里。在命悬一线之际，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条特别细窄的通路，只有凭借从灵魂到身体的细致把握确定一条航线，才能够免于一死，顺利穿过那片海域。

这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暗指了很多企业的经营状况。有时候，太靠近一个东西会非常危险，但是当你躲开它的时候，又可能陷入另一个陷阱里。这就是考验企业家定力的时候。

马化腾的性格里就有这么一点，很多人都不及他。他并不张扬，但很多东西他都能感受到。他在沉默的时候，能感受到多方面的力量，并能很沉静地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躲开一个个有形或无形的陷阱，不会听到风就是雨或者一惊一乍的。腾讯的很多项目正式启动时，他可能已经提前一两年思考过了。

腾讯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了，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它也是一个很乏味的公司。说它是传奇，只是因为它做了很多事情，结果很传奇而已。马化腾很少发言，他是潮州人，性格很沉静，不是那种一惊一乍的人，他周围可以说很热闹，但是他心里有一本账，他很难被外界改变。李彦宏身上也有这种气质。

定位之中要有定见。很多时候定位给人们的感觉更多的是外在的位置，定见更多的是内在的、坚持的东西。这两者之间有重合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人的外在行为和动作可以不同，但内心里一定要有一根准绳，这就是定见。有人认为我歪曲了定位的概念，但是定位理论讲的就是要有个外在的位置，同时在别人心目中的位置也要确定下来，这是定位的精髓。

用通俗的话讲，定见就是不要一惊一乍，不是自己成为外在环境简单的应声虫，外在环境有一点变化，就马上在自己的思想上、行动上、语言上表现出来。有定见的人的表现是：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但是，到底怎样才能拥有定见、如何才能入定甚至禅定，这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门修炼。

有本书讲人要跟自己有四个约定，据说这是来自美洲某部落的古老智慧。这四个约定非常简单，第一是不轻易评论他人，第二是不受他人影响，第三是不妄自揣度他人，第四是凡事尽力而为。人类的智慧很多都是相通的，如果把这四个约定与佛学讲的“戒、定、慧”联系在一起，就非常有意思。

这四个约定看似简单，但是完全做到并不容易。比如不要轻易评论他人，有些新手司机开车时有一个习惯，就是经常会去评论别人开车，说这个不守规矩、那个差劲儿等等。但问题是，他的评论或批评，那个不守规矩的人听不见，反而让坐在车里的其他人遭受语言暴力。其实，他们之所以会很在乎规则，恰恰是因为他们是新手，对于开车上路还不够自信。

遇到这种情况，你不妨换一种心态。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连交警都管不过来，你又怎么能去改变他，这是一种现实。假如说你现在开车行驶在一条乡村小路上，道路泥泞，坑坑洼洼，你也只能接受这种路况，如果你不停地抱怨这条路，不停地去关注与开车无关的问题，实际上你的注意力和心智就大量地、无用地消耗了。

这里所讲的“评论”是一个中性的意思，既包括表扬性的评论，也包括批评性的评论。一个从容淡定的人既不轻易批评别人，也不随便表扬别人，或者随便表达对某一个事情的看法，这是一种良好的品质。事情发生了就让它发生，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只要记住自己要干什么。当你确定周围的状况你无法改变时，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这样你就不会被别人、被外物所牵引，不至于让大脑全部被这些东西给塞满了。

“不要随便评论别人”实际上就是“戒”。要形成定见，就必须戒除这样的习惯，就是看到事情时不去评论，不光嘴上不评论，心里也不评论。长此以往，你的心里就逐渐建立起了这种戒律，每当你要评论别人的时候，就马上给自己亮起红灯，不要评论。从此你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沉静的人，至少是外表上看比较沉静。最重要的是，评论别人的习惯实际上是一种瘾，就像抽烟一样，评论得越多，瘾头也越大。

遵守了第一个约定，实际上就是做到了一种戒；戒掉了轻易评论别人的毛病，实际上就是纠正了最困扰心智平静的一个坏习惯。而后面的三个约定就进入了“定”和“慧”。第二个约定是“不受他人影响”，其实就是由戒入定了。一旦你养成了不评论他人的习惯，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跟你无关，占用你大脑计算资源的东西一下子就少了很多。

一个人在评论他人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评论自己。一般对别人刻薄的人，实际上对自己也比较刻薄。或者说有评论他人习惯的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别人怎么看自己。所以，戒掉了轻易评论别人的习惯，就能逐渐达到不受他人影响，不被他人的目光、期待和评价所操纵了。不受他人影响，于是就达到了定的状态。

揣度他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设限、自我束缚的过程，所以第三个约定就是“不要揣度他人”，这也是达到定见的必由之路。第四个约定叫“凡事尽力而为”，这就更好理解了。就像稻盛和夫所说的，即使是耕田种地，也能耕出成果，耕出气度。再简单的事情，如果能做到精准、漂亮，仍然能够流芳百世。

从内心微笑

有一位热心听众差不多每周都会写信给我们分享他读过的一些东西，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故事是这么讲的：一位乘客要吃药，在飞机起飞之前，他就向空姐要了一杯水，空姐承诺待飞机平稳起飞后马上给他送过来，但这杯水一直没有送过来。可能是跟空姐提出各种服务要求的人太多了，她就给忘了。这位乘客非常生气，于是按响了服务铃。空姐一听到铃响，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就把水送过来了，并微笑着说：“对不起，先生，由于我的工作疏忽，耽误了您吃药的时间，非常抱歉。”

然而乘客并不买账，还说要投诉空姐。事后，为了弥补自己的疏忽，空姐每次经过这位乘客旁边的时候都会微笑着问：“您是否还有别的需要？”乘客一直板着脸，不予理睬。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这位乘客让空姐给他意见本，空姐这时候有点害怕，以为要投诉她。

乘客下机以后，空姐打开那个意见本，发现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你在整个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真诚的歉意，特别是你的十二次微笑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不投诉你了，而是表扬。你的服务质量很高，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次乘坐你们的航班！”这位乘客还说，当空姐第二次向他微笑的时候，他还认为这种道歉是应该的，没有什么感觉；当她第三次微笑的时候，他要投诉她的决心有点动摇了；当她第四次向他微笑的时候，他已经彻底原谅她了。

有一位中医讲过，当我们咧开嘴微笑时，胸口的膻中穴会打开，而膻中穴是心经、心包经经过的位置。所以，微笑不仅是一个心理问题，它也有生理上的契合。瑜伽要做各种各样的动作，中国的导引术也是如此，那是因为我们身体里有大大小小各种“线路”，摆不同的姿势就开启了不同的“机关”。你一微笑，它就打开了一个“机关”，你的心随之被打开了，然后你就开心了。

练瑜伽做观想的时候，在调息的同时要想象自己在微笑，不是哈哈大笑，也不是板着脸。瑜伽的本质就是放松，让整个身体进入一种绝对放松的状态，让身心去调理自身。你也可以试一试，现在努力让自己翘起嘴角去微笑，你会感觉到咧开的嘴角牵动了你胸口的某一条神经。人际关系的紧张可能源于你没有微笑而导致你的肌肉和内心的紧张。你跟朋友打电话，你有没有微笑，或对方有没有微笑，双方完全能够感受到。

庄子讲“与人为善，与物为春”，就是要释放出一种暖意，一种催生生命、呵护生命的气息，这就叫春气。满室皆春气时，人就会感觉很舒服。有的人家里一走进去就能感觉到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生机，据说这种房子就会很好。有的公司也是这样，一进到公司里就能感觉到从经理到员工散发的春气，这样的公司就比较景气。

春天和秋天的温度差不多，都不冷不热的，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们的方向不同。从中医的视角来看，春天的时候地气是往上走的，秋天的时候地气是往下走的。所以，在春天没有风的时候，风筝也能放起来，而秋天没有风的时候，风筝就放不起来。冬天的时候，在地下室里感觉是暖和的，而夏天的时候，到矿井下就要穿棉袄。秋气是杀气，在中国古代，被判了死刑的人都是秋后问斩。而春天是不杀人的，因为天地有好生之德，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

将春气和秋气放在人身上是一种比喻。但是，从前面的那个故事中，我们仿佛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乘客要吃药，空姐答应给他送水却没做到时，他就进入了非常肃杀的状态，他一动就是秋风萧瑟；而当这种肃杀的景象遇到春气——空姐的微笑时，就像春天来临时一样，第一次风吹过来好像没有什么，但当它第二次、第三次……第十二次吹过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春风送暖，冰雪消融了。

“与人为善，与物为春”说的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说人的内心里要有暖洋洋的气息，而且这种气息可以温暖到消融周围的人。有的公司教育员工要微笑，但是光掌握微笑的动作要领不行，那只是技法的问题，那种职业化的微笑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员工有时也觉得自己是在卖笑，因为微笑不是发自内心的，员工自己都觉得别扭。这种并非发自内心的微笑会让人感觉是皮笑肉不笑，甚至有一股凉意。如果想让员工散发春气，那就必须让他们内心感到温暖。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幸福是一种软实力。真正的幸福是一个人具有由内而外的幸福感。如果员工有这种幸福感，当他受到指责的时候，不管顾客态度多么不好，在由他来回应的时候，他说的话跟别人说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顾客的反应也完全不同，他的幸福春风会消解萧瑟的秋气，那么事情就解决了。如果一个人内心是一派肃杀之气，他说话行事就会像冰霜一样冷。某些高管就是因为心肠冷了，杀气就变得很重，甚至会危害本身的健康。

有些职场人士不明白，为什么中午吃饭同事不叫自己。这种人老是觉得别人对不起他，其实他应该想想原因，如果他受欢迎的话，他不掏钱，别人都有可能拉着他去吃饭，而如果他心怀杀气，即使是他请别人吃饭，人家也会跑。不与物为春，而是与物为秋，就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内圣外王”，也有人解释成“内圣外旺”，就是说如果你在内心里有圣人的情怀，你就能够旺别人。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人，跟他一起工作的人都发达了；有的人，跟着他的人都完蛋了。我们要具有慧眼，体察这种气场，找到那些能旺别人的人。保持一个温暖、春意盎然的内心非常重要，它既为自己，也为别人。有了一个柔软的内心，就会营造一个如沐春风的环境。

在自然界，春风所到之处，一夜之间山川变绿。但是，万事过犹不及，春风也不能太过。“蠢”字里面也有“春”，意思是春天来了，所有的虫子都想动一动，但是动太多了就是蠢了。所以，“愚蠢”这个词中，“愚”和“蠢”的意思不一样，“愚”是指一根筋、不带拐弯地往前走，“蠢”则是指没有方向地乱动。

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曾经描绘了一个与物为春、令周围人如沐春风的人。在他的著名作品《金蔷薇》里有一篇小说叫《夜行的驿车》，主角就是童话作家、诗人安徒生，他非常敏感，能从对方说话的腔调判断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辆漆黑的驿车里，他与三个姑娘相对而坐。其中一个女孩说：“您看看我呢？”安徒生说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在田里干活的时候会有小鸟歇在她的肩膀上。她旁边的那个姑娘说：“真的，就是这样的。”安徒生接着说：“将来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孩子，他们每天都欢天喜地地排着队到你面前领牛奶喝，然后你一遍又一遍地亲吻他们的脸。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是散发出春天般微笑的姑娘。”直说得另两位姑娘惊呆了，因为那姑娘就是这样的人。

与物为春的人会让身边的人觉得温暖，会让周围的环境非常和谐、友善，甚至连鸟儿都会歇到肩膀上。人缘好的人，不仅人缘好，物缘也好，与人、动物、周围的一切都是相生的，与物为春就应该是这样的。凑巧的是，故事中那个姑娘会有很多个孩子，这也象征着与物为春的人自己所拥有的生命力。

有个词叫“老泪纵横”，意思是人老了很容易感动得流泪。为什么年长了就很容易感动？因为人是识大量就大，见识越广，心量就越广，内心就越来越宽厚、越来越敏感。“仁慈”一词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心地宽厚的，这里的“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大仁，是说人很大气，对所有的东西都有一种包容力。一滴墨水滴到一碗水里，这碗水马上就会变色；一滴墨水滴到一大盆水里，盆里水的颜色可能会稍有改变；如果滴到池塘、湖里、海里，水的颜色根本就不会改变。大仁就像大海，是一种巨大的包容。

仁的第二层含义是敏感。所谓麻木不仁，就是说一个人不敏感，对周围的东西不敏感。之所以不敏感，是因为他没有怀着一颗包容他人之心，是怀着相克之心而不是相生之心去感受他人。如何能看出一个人的气量和包容？当他被冒犯、当别人想让他不痛快的时候，他非但不会生气，反而有一种更大的力量和更大的胸怀，他看到的不是那个人的可恶，反而看到的是可怜，并且由衷地起了同情和怜悯之心。

《不抱怨的世界》一书里曾经说过，当一个人伤害你的时候，你不要想着怎样去报复他，实际上他在伤害你之前已经受到了很多很多的伤害。只有一个内心不太健全的人，一个心灵遭受着各种煎熬的人，才会无端地去伤害别人。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心量足够大的话，你看到他时就会生起一种怜悯和慈悲之心。

这种感觉有点像母亲对待孩子，孩子犯错误了，母亲不会厌恶或痛恨他，多数时候，她的心里会说：“哎呀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真正的仁是面对别人的异常甚至是破坏性行为时，能够感受到那个人的痛苦，这也是敏感意义上的仁。什么叫好的服务企业？除了技法之外，还有心法。企业员工能否从客户的抱怨里感受到他们的苦呢？如果企业员工都能这样的话，这个企业就有一种不可战胜的能量。

北京精神的内容有什么呢？北京下属几个县的名字就作了很好的概括，比如说“怀柔”这个名字让人想起内心怀着柔软之意。北京宣传片拍得很唯美，用了慢镜头、空镜头、摇臂、航拍等多种复杂的技术手段，但有时让人感觉空荡荡的，虽很漂亮却不能感动人。如果把“怀柔”、“昌平”、“顺义”这些字眼加进去，可能更能体现北京的文化内涵，会有更好的效果。

秋气之所以肃杀，是因为它的刻薄。关于刻薄，《菜根谭》里说它就是“受人之恩虽深不报”，虽然别人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却不知感恩、报恩；就是“怨则浅亦报之”，即别人有一点点对他不好，他就赶紧要报复。刻薄的人是“闻人之恶虽隐不疑”，听到别人不好的事情，虽然那件事情很小、很间接，就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确信他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善则显亦疑之”，当听到别人好的时候，即使这个好是显而易见的，也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菜根谭》称上述四种行为是“刻之极，薄之尤”。这些刻薄的行为，在如今的互联网世界中常有显现。

在佛学中，“与物为春”就是施，即把自己所拥有的奉献给周围的人和环境。不是说非得拥有什么才可以施，一无所有也可以施，佛教中有所谓“无财七施”。比如，眼施就是用善意的目光去看周围的人和事，眼睛散发出一种善意的光芒；言施就是使用赞美的语言和与人为善的言词；颜施，就是用脸上的表情去布施，微笑就是一种颜施。人的吝啬不仅表现在物质上，也表现在精神上，那些人际关系特别不好的人，基本上听不到他说一句赞美别人、让人轻松的话，这种吝啬看起来像一种保守的态度，但长此以往会让自己的内心变得越来越贫瘠，杀气越来越重。

佛教里有一种说法，在“贪、嗔、痴、慢、疑”五毒之外，还有一毒叫恶见。恶见就是以充满杀气、充满敌意和破坏性的倾向去感受、看待周围的事物。一个人有了恶见，他所看到的就都是坏的东西，即使是好东西，他也会用妖魔化、丑恶化的方式去看待。当这种恶见成为一种心智模式和感觉模式时，它就会自我实现，恶见就变成恶现了。正所谓：“佛由心生，心中有佛，所见万物皆是佛；心中是牛屎，所见皆化为牛屎。”

从内心微笑，宋人辛弃疾有句诗形象地描绘了这种状态：“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只有内心温暖了，你才能感知到青山妩媚的美景。

非典型性雄辩症

有一次，我从外地出差回北京，一个同事开车来接我。从北京机场回城里的路有两条——机场高速和第二机场高速，走机场高速到我家是最方便的，但同事一不留神就上了第二机场高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没想过，只是习惯性地上第二机场高速了。原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路，而且不假思索就会踏上这条路。

这种情况跟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一样，公司在高速发展的时候，没有人争辩、没有人讨论、没有人去想事情时，它就会顺着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路走下去。大家觉得完全不用思考，就凭着习惯行动。企业文化就是这样，它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而是公司在运营、处理对外关系、对待客户、对待股东的时候不假思索就采用的做事方式，有时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个人身上也存在这种文化，在完全不思索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作出的选择是最真实的。那是一种路径依赖，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路。

在沟通过程中，常常是一方觉得自己讲清楚了，另一方完全没有听懂。有的记者就算采访了一万个人，也都是在用别人的话来讲自己的故事，表面上是在采访别人，其实是“用他人杯中酒来浇自己心中块垒”。采访对象成了记者的传声筒，或者说只是记者导演的那一幕剧中的演员或道具而已。人们聊天时也是这样，永远是在别人的故事里讲自己的八卦。

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也是人们常常觉得彼此间难以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病。

这种心理病可以从越南战争说起。摩立特咨询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马克·福勒写了一篇关于越战的文章，名为“战争与商业”，认为越战中美国人赢得了每一次战役，却输掉了整场战争。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只打了三年半，越战打了将近十年。而且，最失败的地方在于，打了那么多年以后，美国人突然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了。谁都回答不上来。在目前军方已经解密的档案里，我们发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有陆军作战部甚至连这场战争到底怎么样才算胜利都没有定义。

就是说战争就这样在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打的情况下打起来了。当时的情况可能确实比较危急，然后就出兵开始打。就像两口子吵架一样，打起来了以后就有了理由，你打了我，所以我要打你，意义只是在打的过程中产生的。吵了半天以后，有一方突然问“为什么要吵”，这个就是天问了。

一连串的正确之后却是一个错误的结局，这叫作合成谬误。局部都是有意义的，可是一合起来完全没有意义，或者说完全是朝一个事先根本没有想过、没有设计、没有计划的方向发展。

人们每天都在进行各种沟通，有商务交往、商务沟通，还有公司内部、家庭内部的人际沟通等等。只要有人、有组织，沟通就必不可少。沟通的顺畅与否关键在于一个组织信息流动的带宽如何、信息的丰富程度，从而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好坏。一个人的理所当然和另一个人的理所当然，很多时候并不是同一个理。一个人觉得非常明白的事情，到另一个人那里就未必是清楚的，后者会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和解读。

作家王蒙的小小说《雄辩症》中也描述了这种心理病，当然“雄辩症”是作家创造的一个词。小说里讲到，有一个人去看医生，医生主动打招呼说“你好”，他马上就说：“我好什么呀，我要是好还来找你干吗？”医生一愣，于是换了个话题：“今天天气不错啊。”这个人立刻纠正医生说：“你只能说我们这儿的天气还不错，南极和北极的天气好不到哪儿去。”医生还想打破僵局，于是说“你请坐”。这个人就立刻反应说：“难道你能剥夺我站着的权利吗？”这个医生心想，看来他是一个不喜欢客套话的人，于是直接问：“你有什么病？”没想到这个人更上火了：“你只能说我身体的哪个器官有什么病，你不能说我这个人有什么病！”

这下医生终于明白这个人得的是什么病了。这个故事虽然有一些夸张和极端，但是很典型、很有代表性，这种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不过，在生活中还有一种非典型性雄辩症。有一本中医书中讲人的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之间是有联系的，人心里有上百种病，这上百种病可以导致身体上的上百种病，其中有一种病叫“语欲胜人”，就是说话的时候总是想胜过别人。

这类人说话的目的不像普通人那样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实现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别人是错的、自己是对的。这就跟上面说到的记者一样，有一些人不管采访谁，最后都是写他自己的故事。这是心理上的路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这种心理路径往往会伤害别人，但对自己的伤害更大。因为他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怪诞的游戏，他的生活被细分成无数个由他自己发动的口头战役。

他在自己发动的每一个口头战役里都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他认为把别人驳倒了，其实只是别人不愿意理他而已，所以他每次都能体会到这种虚拟的、自我陶醉式的胜利。但是最终，他的整体生活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从失败走向失败，因为他的沟通能力完全丧失了。可是这种人还觉得自己很聪明，他们似乎总能找到别人的漏洞。其实他们只是举轻若重的能力很强，他们取得了每一个“胜利”，最后换来了一个众叛亲离的人生。

在现实生活中，患典型性雄辩症的人并不多，但患这种非典型性雄辩症的人却很多，甚至随处可见。有时候一个人的嘴特别碎，或者他的视野特别碎，他在每一件事上都能看出毛病，他就会不断去纠正别人，他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这是一种对正确感的强迫症。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样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不看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后的东西，只看眼前的这一秒钟。

他要的是战役的胜利，而不是一场战争的胜利。战役是点，战争是面。患非典型性雄辩症的人没有定义他的胜利是什么，所以就会抓住别人每一句话的漏洞来反驳，但是他又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为什么要跟别人说话，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都不清楚。这种人没有远见，他只朝近处看，只能看到某一个点上。这时，胜利和失败就很难区分了。他获得了无数个碎片的胜利，就以为真的胜利了，但这恰恰是一场合成谬误。

《庄子》的开篇为什么是《逍遥游》？因为庄子首先要给出一个相当的高度，要想象自己“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从那里来审视，才发现眼前的格局是多么可悲。就像人类看蚂蚁，一只蚂蚁在努力地搬一颗五倍于自己体重的米粒，我们会觉得它是那么可怜。庄子讲大小的变异：“以大观小，则有不见；以小观大，则有不明。”如果你从事的是一个很小的事业，米粒大的一点事就会变得跟天一样大，反过来看也是一样的。所以，人需要的是一种胸怀、一个视野，用佛学的话来说就是心量要大。

有一个富有禅意的故事。徒弟问师父：“为什么我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苦恼？”师父说：“你拿一勺盐来，放在一杯水里，尝尝是什么味儿。”徒弟照做之后，一尝太咸了。师父又让他把盐放到一盆水里，徒弟尝了一下，发现没那么咸了。最后把盐倒在湖里，徒弟从湖里捧起水的时候，没有盐的味道，只有湖水的味道。这个故事就是心量大小的问题，师父用这种方式告诉徒弟可以把心量放得很大。

所谓“海斗量福祸”，用海一样的斗来量，有多大的福和多大的祸呢？有的人很容易就一惊一乍的，是因为心量太小。视野太小的时候，就埋头于每一场战役了。巴菲特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因为他并不盯盘，如果他的股票总额是100亿美元，那1％的涨跌就是1亿美元，这种冲击太大了，一般人丢了100块钱还会郁闷半天呢。佛家、道教乃至整个东方哲学都很强调这一点。

人要想具有某种智慧，就要有相应的视野，或者说是有相应的愿景。愿景和愿望不一样，愿望是一个具体的、结果性的东西，愿景是一个清晰的场景，是可以作为考虑事情和采取行动的背景用的。在紧急关头，比如说IBM要破产了，郭士纳认为这个时候最不需要的就是愿景，而应该着力解决眼前的问题。但在非紧急状态或日常状态下，愿景是必不可少的，需要用一种更广大的视野来看待当下所处的局势。否则我们就会陷入蚂蚁战争的状态，为琐事和小事所累。

路径依赖和心智模式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惯性，只是因为人们习惯了它们。如果跳出来看，你会发现那其实是很荒唐的。很多失恋的人都有过这种体验，女孩子会问自己当初怎么会爱上他，还那么要死要活的。不过，从习惯的路径中走出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起码第一步是要有大视野。比如，我们看电子地图，不知道某个地方在哪里的时候，只要把地图缩小一些，让视野更大一些，就知道确切位置了。

斯蒂芬·柯维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年轻人开着父母送的跑车，很拉风。有一次，他看到了路边农场里犁地的拖拉机，突然想也许自己拖拉机也能开得不错。于是，他跟开拖拉机的农夫说要试一下，农夫表示怀疑，他就说：“我跑车都开得这么好，这个慢腾腾的拖拉机有什么难的？”结果他还真不会开，他看着自己犁得歪歪斜斜的地，问农夫为什么会这样。农夫告诉他：“你老是看着眼前的地，而我犁地的时候一直看着远方那棵树，那样拖拉机就走直了。”

《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曾经很流行，但它没有把事情说完。强调细节并没有错，但它必须有一个前提：方向是否明确，是不是知道要往哪里去。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再讲细节与成败的问题。那个年轻人只盯着眼前的地，所以他是犁不好地的，只有以远处的大树为方向才能犁好。也就是说，更远的视野对当下的行为是大有好处的。“愚”这个字中，“禺”就是角落的意思，指狭隘地考虑问题、钻牛角尖。“蠢”就是春天的虫子没有方向感地乱动。所以说，没有战略眼光、没有愿景的人生和事业是愚蠢的。人生和事业的重点不在于你是从哪里出发的，而在于你将要去哪里。

用心体验世界

在现代商品社会中，人类的每一个感官都被充分开发了，唯恐没有利用到。但是，这反而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混乱。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体验，偶尔把一些感觉的渠道关闭后，反而能够“看见”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能够感受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会对我们的心灵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我们去听一下电影，会发现哪怕是看过十遍的电影，仍能听出新的意味来。

聋人可以成为音乐家，比如贝多芬，我们以前觉得不可理解。他什么都听不到，怎么还能创作出那么美妙的音乐呢。也许造物主在关闭了一扇门的时候，会为你开启一扇窗。如果只从励志的角度来说，这是比较肤浅的。如果放在感官的层面上，那就是非常贴切的。聋人听不见外面的声音，能够屏蔽嘈杂的噪声，也许就能听见另外一种声音。庄子说过人籁和天籁的不同，人创造的音乐和天创造的音乐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人的音乐听得太多了，你反而听不进去天的音乐了。

孟子曾经说过要养浩然之气、要存夜气，什么是夜气呢？它跟昼气不一样，它更单一、更封闭、可能性更少，但在这种更单一的状态下会产生非常丰富的东西，处于更封闭的情境下会有更开放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像睡足了醒来，周围又特别安静时大脑的一种状态，可以用“清明”两个字来形容。

现在有一种特殊的旅游方式，我们称之为体验式旅游，这种旅游方式是为了促进盲人就业而设计的。按说这世上最不适合当导游的人就是盲人了，但这种旅游就是由盲人来当导游的，而且收费很高。这种旅游就是让游客走进一个黑屋子里，屋子的户型还比较复杂，不太容易搞清楚，游客要进去与两位盲人朋友生活24个小时。这个体验很特别，比如一个大老板进去了，在日常生活中他可能整天训人、趾高气扬的，出入都有香车美女相伴，一旦他进入了绝对的黑暗后，他就会变成世界上最笨的人，因为周围一团漆黑。

在这种情形下，盲人朋友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了。对于游客来说，则像是倒过来看世界，能够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好像澳大利亚人的世界地图，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中国在那个地图里看起来也不像一只雄鸡。对于人们来说，换一个角度、从别人的角度或者从全新的角度来看，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也会拥有新的力量。

正常人进入这种黑暗空间以后，就会感觉完全失势了，什么事情也干不好，仿佛变成了一个残疾人，做什么事情都要那两位盲人导游帮助，包括刷牙、洗脸这些很平常的事。参加过这种体验式旅游的人，都说至少有几个收获是平时体验不到的：第一个收获就是从未有过的谦卑感，平时再狂躁的人，到那儿旅游一次之后，都会变得低调了。谦卑是一切幸福的开始，这个收获还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收获就是从未有过的感恩，正常人在黑暗中待一天都受不了，而这些盲人一辈子都在黑暗中。美国著名盲人作家海伦·凯勒的自传非常特别，影响也很大，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凯勒学习的过程很特别，由于她又盲又聋，所以正常的教育方式对她来说是不可能的，她在学“water”这个单词的时候，她的老师把她的手放在水龙头底下，打开水龙头，让水滴在她的手上，然后就在她的手上反复写“water”，就这样把她教育出来。

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非常感人。她在文章中写到，假如有一天，上帝突然让她能看见世界了，她会去做哪些事情：她要看她的老师、她的父母，看她想象过无数次的森林，她要到植物园里去看每个花朵，然后她要去看某画家的画，要看某雕塑家的雕塑……我们常常说要感恩，但那只是听别人说，这种体验式旅游给人们创造了一个机会，可以从内心产生感恩，实实在在地体验到。

体验式旅游的第三个收获就是让人学会去尊重平时可能看不起的人，或可能忽略的人。他们会发现那些平时卑微、被忽略的人身上有好多他们之前没有看到的优点。比如，这个体验式旅游中的两位盲人导游，在游客觉得寸步难行的时候可以过来帮忙，在游客看来，黑暗世界中的这两位导游简直就是超人。

如果把这种体验式旅游开发成一个课程，在中小学校推广，那将会很有意义。我有一个朋友离婚了，女儿跟她的前夫一起过。我这个朋友和女儿的继母会轮流去学校接她，只是我朋友的车是帕萨特，而女儿继母开的车是桑塔纳。朋友女儿就跟她的同学说，开帕萨特这个是她妈妈，开桑塔纳那个是她家阿姨。现在有些小孩子需要有这种体验式旅游的经历，才能懂得去珍惜。

只有经历了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才懂得珍惜。乔布斯曾经说过要“Stay hungry, Stay foolish”，人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首先就要保持一种饥饿感，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如果每天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很饱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事实上，我们整个生命的架构就是以吃不饱为基础的。阿甘就是这种状态，他知道自己是最傻的，他会说“I know I’m not smart, but I know what love is”，即“我知道我不聪明，但我知道什么叫爱”。因此，hungry和foolish是保证一个人能够精进的基本要素。

俄国的罗蒙诺索夫是个伟大人物，他的人生经历就阐释了“stay hungry”的意义。罗蒙诺索夫创立了俄国第一所大学，还把西欧的许多经典作品翻译或组织翻译成俄文，在帮助俄国从落后、蒙昧状态向文明状态的转变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有一句名言叫“第一个教大学的人肯定没有上过大学”，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出生在距离莫斯科很远的一个渔村里，他看到村子里有人读书、讲书，非常羡慕，懂得人原来还可以这么活。他对父亲说要把那本书买过来，当时渔村里只有这么一本书，别人不卖。于是他拼命工作，后来终于用两张海豹皮把书买过来了。

拿到书后，他就像饥饿的人看见面包一样，如饥似渴地开始读起来。他不识字，但他根据别人的讲述，一个字一个字地猜，一个字一个字地背，终于会识字了。读这一本书就好像勾起了他的“毒瘾”，他还想继续看书，他尽一切可能找书读，但因为当地太落后了，没多久他就无书可读了。于是他就下狠心，要步行到莫斯科去找书读。他边给别人干活边赶路，像乞丐一样，最后终于走到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投靠了一个同乡，在那家做仆人，就是为了读书。

他已经19岁了，还没有上过学。他的勤奋和诚意感动了同乡，然后被介绍到一个学校里去念书。那年，他跟那些七八岁的孩子一起上一年级，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小学的课程。当时，彼得大帝要派一批优秀的俄国青年去德国学习，他得到了这个机会。在一种强烈饥饿感的驱使下，他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学会了拉丁文。罗蒙诺索夫后来成为文学家和科学家，他写过很多诗，普希金小时候就很喜欢罗蒙诺索夫的诗。所以说，饥饿感对于人的健康、成长和幸福都是有好处的。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很多有志青年都梦想家里可以有很多很多藏书。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书可能就没有那种饥饿感了，对很多事情不再那么“饥饿”了，但恰恰这一点是致命的。据说马云曾经说：“我的模式别人可以模仿，但我受的磨难和我当初的那种激情，别人是没法模仿的，而这正是我能够把这个事业做起来，而别人做不起来的原因。”不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磨难，所以别人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我们要根据自己对什么“饥饿”，把它变成一个积极正向的东西。当初启发罗蒙诺索夫的，不过是一本给小孩子看的初级读物。但就是这本书，催生了一个俄国文化的奠基人。其实原因不在于那本书，而在于他自己经历的磨难和拥有的激情、饥饿感以及谦卑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旅游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哪个奇怪的地方，而在于帮助人们从日常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去体验一种全新的境界。旅游终究是要回家的，所以在旅游中还能得到一些体悟，并能点化日常生活，那是最好的。另外，读书也是一种旅游，听音乐也是一种旅游，它们都是灵魂的旅游。

我一不开心，就有人建议出去旅游吧。旅游能把人从一个生活场景切换到另一个场景里，在旅游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感叹，原来人还可以这么活着。古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富翁叫范蠡，他三次创业全都成功了，每次都能成为首富。他之所以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每一次他都是家财散尽重新开始，如果他只散一半，可能他就成功不了了。因为他彻底告别了前一次的那个状态，从中抽离出来了，他强迫自己变得“饥饿”了。

我们在这里坐而论道，但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就另当别论了。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真的去一个黑暗世界跟盲人生活一天，那肯定完全不一样。如果不是生活一天，而是一个月，又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要时时反省，现在获得的这一切是不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心态是有害的。惜福是一种很好的心态，就是让我们心里经常有一种提醒的声音。

所以说，如果生活给了我们一些磨难，那其实是在帮我们造福。让我们懂得去珍惜那些平常不懂得珍惜的美好。伟大的人物总是有很强的设身处地的能力，也就是能从当下的状态很快、很真切地切入到另外一种状态中去。为什么说经历是一笔财富呢？平常人迅速而设身处地地切换可能很难，伟人的生活体验和生活跨度很大，所以他们的格局就会很大。辜鸿铭曾经说过，中国人有一个最伟大的品质，就是具有非常广泛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就是仁。

爱的技艺

有一次，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人带着母亲来我们医馆抓药。在外人看来这位制片人名气很大，但她母亲从头到尾都在指责她，说她乱花钱、喜欢浪费、对待老公有问题、教育子女有问题、时间管理有问题、跟同事相处有问题等等，这位制片人只好尴尬地站在旁边听。我后来发现这不是一个个案，很多家庭里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家里的长辈会以爱的名义对子女进行表面上的劝解、实质上的抱怨。但是，这种抱怨其实反映出父母身体不好，精神也很焦虑，结果就影响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社会，通常是父母说，子女只能听着。有时候，父母也要听听子女的。或者说，不是谁听谁的问题，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正常沟通、双向互动的状态，这才是和谐的。

父母与子女之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父母对教育的片面理解。在英文里，“education”（教育）这个词的词根是导引的意思，就是用一个水渠把它导出来，教育的本质是导引、疏导，而不是灌输。但是在我们通常的观念里，一个人受到了多高的教育就是向他头脑中灌输了多少知识、拷进了多少信息和数据。

这就导致了一种状况，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任何一方的权力抬头，爱就会隐退。如果人的内心有更多的权力欲，那他的爱一定变少了甚至根本就没有了。爱是什么？爱首先是感知，是深切的感知。父母真正爱孩子，就一定会花时间去感知他、关切他、全身心地去呵护他，这是爱的重要标志之一。用爱去引导孩子，而不是用权力去支配他。

中国近30年来发生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父母如果在60岁以上，他们年轻时形成的价值观或看待事物的标准又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其中有一些必定会让年青一代觉得无所适从。如果把教育和权力混在一起，就会导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不论是老师和学生，还是父母和孩子之间关系的扭曲。比如说，孝顺是衡量孩子的一个指标，但在权力游戏中，孝顺就会被定义为对老师和家长权力的服从。

于是衡量学生或子女好坏的标准，就变成了服从还是不服从。只要不服从就是不孝，这种权力关系要求的就是单方面的服从。反过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旦确立了这种权力游戏，双方都会认可这个权力逻辑，一方希望支配另一方，另一方又想方设法进行反支配，正常、温情的教育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权力博弈。这种现象不光存在于家庭和学校当中，在公司、政府里，甚至在政府和民众之间也同样存在。

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过，权力与爱就是一个天平的两端，权力强的时候，爱就会低头；爱抬头的时候，权力就会慢慢放下。在日常生活中，这句话很容易得到验证。当一个人真正爱另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不会对对方施加权力的。如果以爱之名义施以权力，那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的爱。

按照儒家的说法，权力与爱就是霸道和王道的关系。霸道是暴力、权力，而在某种程度上，王道就是爱。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如果别人不服，那就要通过修炼自己的德行来感召对方。用爱、用魅力来召唤和吸引，而不是靠权力。别人来了之后，还要让他觉得安稳自在，这才是王道。而霸道是“远人不服，虽远必诛”，哪怕对方在天涯海角，也要前去消灭。

霸道是一种权力斗争关系。现实当中任何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转固然少不了权力这个要素，但正如我们经常讲到的，一个正常的系统应该是生态性的，它应该由多种要素形成一种生态关系，达到一种和谐、自我生长、自我管理、自我修复的状态，而不是单向、机械的状态。机械的状态就是用什么手段就要达到什么结果，输入一个命令，运行之后就得到一个结果。机器的操作才是这样的。

有调查显示，在家庭里面，如果母亲年轻时在事业上比较成功，通常后来和子女、儿媳之间会有一些矛盾，关系也会比较紧张，因为她内心里有一种比较强的权力控制欲。

现代科学也从生理上对权力欲进行了解释。一个人如果长期行使权力，其神经递质会形成特定的状态。由于反复的刺激和长时间的运行，人体会对它形成一种依赖关系。如果后来没有了那种刺激，分泌量达不到那个浓度，反而会觉得不舒服。这跟抽烟或吸毒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在大脑里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和需求。许多吸毒者在刚开始吸的时候都会感觉极其难受，但是逐渐适应了，然后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强烈的、不由自主的需求。

吃马屁也会让人上瘾，很多人第一次吃马屁就会觉得很兴奋，不会觉得难受。所以，马屁是一种奇怪的毒品，它有更强的腐蚀性和掩饰性。有人可能会说：“大家都拍领导马屁的时候，我偶尔讲一些真话给领导听，会让他有不同的感受，能引起他的重视。”错！领导吃马屁就跟吃辣椒一样，吃到高浓度的时候，来一个中浓度的，他还觉得不满意呢，还会生气。所有这种带有毒瘾性质的欲望，都会经历这几个发展阶段：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一段折腾得天昏地暗、达到了刻骨铭心程度的爱情才会真正地让人兴奋。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不仅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之身，也不要给孩子另一种压力，这种压力也源于父母对孩子的爱，由于太爱孩子而忽略了自己。有好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都说，特别希望父母自私一些，自己吃好一点，不用那么节省，因为父母照顾好了自己就是对子女最大的帮助。

不过，这种无私如果太过了也是一种心理病，叫作“大公无私”。有这种心理的人，其所有行为都表现出极其无私的特点，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有些接近于极端利他主义。他们只是给予，不断付出，这种付出当然也源于爱，可这种极端的爱里也包含一种控制，说到底是权力欲的一种表现，而施予者本人并没有意识到。心理学家弗鲁姆曾经分析过这种心理现象。

这种无条件给予、无条件付出的“大公无私”的爱一般是从母爱发展来的，但是施予者本人没有意识到，她的爱在某个时间点上需要有一个创造性的转换，就是要有一个质的变化。孩子在母亲体内的时候会无条件地依赖母亲，出生以后脱离母亲了，他就会慢慢形成自己的意识。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个适应和转换的过程，孩子出生后要用襁褓紧紧地包裹着，就有点儿模拟子宫环境的意思，襁褓把孩子包得很紧，会令他有安全感。

孩子慢慢长大，到了七八岁的时候，他的自我意识、自由意识就开始显现出来，这时母亲就要在心理上断奶了。母爱是很伟大的，因为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在无限的给予当中，母亲能获得非常大的快乐。但是长期遵循这种本能也会上瘾，成为一种有依赖性的心理模式。在母亲给予爱的过程中，孩子对母亲其实也有反馈，虽然他不能为母亲做些什么，但是他的笑容、天真无邪的眼神和发自本能的依赖，会给母亲很大的满足感。其实，这些都是孩子对母亲的回报。

孩子长大以后，就不光要解决温饱问题了，而是要“奔小康”了，他更迫切的要求是对自由的渴望。他逐渐会有自由意识和自由意志，一旦如此，父母和孩子之间就不是一种意向的给予和接受的关系，而是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但很多父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现象不只出现在父母和孩子之间，也会出现在职场中。有一位老板曾经讲过他的苦恼，公司里有两个人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公司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这时他发现这两个人非常不听话，他心里也很痛苦，因为这两个人确实为公司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越来越不听话，该怎么办呢？他们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就像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个手下可能能力和见识都不够，跟老板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经过了五六年时间，这两个人已经从“小学生”变成“大学生”了，他们的能力不一样了，需求也不一样了。在这个时候，老板还用呵护、支配等母爱的方式来关照他们，他们已经不习惯了。不光是母亲和老板，几乎每个人都有可能面临这个问题，很多人的痛苦就是源于自己付出了，自己更成功也更优秀，以为自己就有理由来支配，全然没有意识到力量的转移。

把这个问题放在中西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会很有意思。《论语》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基督教讲“己所欲，施于人”，前者要比后者的境界高。如果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给别人，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对别人的控制。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别人不一定同样认为是对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力量格局也会发生改变，如果还坚持“己所欲，施于人”，就会引发各种问题。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这种心理发展到极限就是施虐狂，但这种人表面上仍在以爱的名义行事。

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情感的东西，而是一种人际关系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好坏会决定一个组织、社区的成长或崩溃。这就是爱在组织里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原因。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爱是一种力量，一种跟物理学上的力一样的力量；它是一种磁力，两个磁铁吸引到一起，那就是爱。爱就是双方需求的契合。

有一部电影叫《美丽心灵》，讲述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场景非常形象地说明了爱的作用。在一个大热天，纳什在上课，教室里没有空调，当时楼下建筑工人正在搞基建，声音很吵。只要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他们就可以安心上课了。但是，关上窗户的话教室里就会非常热、非常闷，没法上课。怎么办呢？在数学家纳什看来，这个问题是不可调解的。

这时，一个女学生出面了，她走过去把窗户打开，纳什看到了有一点不高兴。但随后她让纳什吃了一惊，她对着楼下的几个工人，用温柔甜美的声音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一下。我们现在在上课，屋子里很热，你们能不能45分钟后再来这里施工？我们需要开窗，等我们上完课后你们再来，好吗？”那几个工人一看一个美女这么客气地对他们说话，立即回答说：“好，没问题。”然后他们就走了，噪声这个问题解决了。后来，这位女学生成了纳什的妻子。

其实在管理过程中，理性是不完备的，很多时候，与其说它是在解决问题，不如说它是在制造问题。有一种比理性更高的东西，也可以是一种管理行为，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爱”。所谓爱，就是全身心地感知周围的人和事，然后以一种柔性、灵活、富有弹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方式解决问题。爱能够兼顾双方的需求，能够在看似对立的需求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信念的力量

有的朋友会问我：“某某大夫到底行不行，开的药方是不是真有用？”我就跟他说：“假如说你感冒了，你去看西医，大夫会告诉你没什么事，多喝几杯水，吃点维生素，再过几天就好了。这样的医生是比较善良的医生，因为他知道，有些感冒吃几天药就会好，不吃药一个星期也会好。维生素只起增强体质的作用，并不是专门治这个病的。有些病人相信这个医生，他的病就真的好了。西医会如此，在中医中也有类似的‘安慰剂效应’。”由此引发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信任的问题。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这个“信”所产生的力量，超过其他任何的方法和技巧层面的东西。与“信”有关的很多词，如诚信、信任、信念、信心，它们的核心都是一个意思。弘一法师曾经讲过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识不足则多虑，威不足则多怒，信不足则多言。”就是说，一个人见识不够的时候，就喜欢胡思乱想、思前想后、患得患失；一个人威严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生气、发怒，真正有威严的人是威而不怒；一个人如果说很多的话，那是因为他的信不足。

有人将“信”解为“伸”，这是有道理的，执行、伸展，这才叫信。一个人承诺了一件事，但没有去执行，没有伸展出来，就是言而无信。信就是不打折扣地去执行，而且这个执行是有要求的，要遵守原则和纪律。原则和纪律就像灯塔一样，虽然灯塔并没有告诉航海者怎么走，但是有了灯塔，航海者可以调整方向，自己知道该怎么走。如果没有灯塔、没有坐标，船就没有方向，而对于没有方向的船来说，什么风都是逆风。

没有方向会给人生带来很大的困扰。现在资讯发达，任何事情有好的一面，也能找到反例去否定它，有人说喝牛奶好，有人说不能经常喝；有人说中医好，有人说西医好。跟老一辈的人相比，现代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也不相信，这好像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但是反过来看，人们却没有主见了。或者说，他的主见是一种对着来、反着来的主见。如果是抱着找反例、寻找自己正确性的心态，而不把注意力放在完成事情上，这种人就会陷入自己觉得非常聪明、很有主见，到最后发现自己一直在原地打转的境地。

有一年的高考作文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作文题目中有一幅图，一个人在挖井，挖了好几口井，深浅不一，这些井有些下面有水，有些没有水，但无一例外，他都没有挖到有水的深度。这个题目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地下有没有水是难以确定的，也许打了几百米还没有水，但如果只打几十米的话肯定找不到水。相比之下，一根筋地坚持，打出水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巴菲特的投资也是这样的，选定公司之后，他就一直持有该公司股票，尽管其间外界环境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他仍然不为所动，结果他就成了这个世界上靠投资赚钱最多的人。

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果想通过各种信息来作决策，可能你每天都得作出决策。因为现在是八面来风，四处都有信息，而且有很多信息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没有信念、没有主张、没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和手段，就很可能挖很多坑也挖不到水。要做成任何事都不难，怕就怕不能长期坚持和积累。

所谓纪律和原则的作用就在这里，人们可以避免思维和行动的碎片化、弥散化和飘忽化，可以一直朝一个大致正确的方向走去。虽然说结果不可预测，但大致来说会有一个好结果，即使最后的结果是坏的，但在此过程中，人们也可以收获定力、信心和能力。下次如果做别的事情，还会收到看不见的支持。就像是苹果公司做掌上电脑Apple Newton，当年是一款很失败的产品，甚至被人当成笑话，虽然苹果觉得它很好，但市场就是不接受。尽管它失败了，但现在看苹果的产品，无论是iPhone还是iPad，上面都有Newton的影子。所以说，有些东西在某个阶段失败了，还会在另一个语境里、另一个时段“借尸还魂”，它会复活，并沿着某条路径往前走，当然，它的样子可能有一些改变甚至完全不一样。

“人无信不立”的“信”，无论是信念、相信还是信任，它的作用都在于，让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诱惑、机会和陷阱的社会中保持自己的方向。除了诱惑外，在一路上，你还可能听到各种专家建议、形形色色的告诫等，那么在各种噪声干扰的情况下，你还能不能保持思想和行动的高信噪比呢？也就是说尽管噪声很大、干扰很大，但你接收信息的能力和传递信息的能量更大。

有一次我和一位心理学家聊到一个话题：为什么很多美女最后都被丑男追到手了？原因只有一个，天底下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关键是你能否坚持去追。首先要与她建立某种联系。在刚开始的时候，她可能很讨厌你，完全无视你的存在，由于你天天出现，你变得很讨厌。但是，讨厌本身也有一种很强的植入能力。如果她开始讨厌你，就是已经与你发生联系了。而这种联系一旦建立起来，就很难摆脱。当有一天，你这个“令人讨厌”的人真的不再出现的时候，她可能还有一些怅然，有一些失落，有一些期待。

有一天，她可能会发现，虽然有些讨厌你，但确实是爱她的。当她感觉到这里有爱时，“爱”这个声音已经在她的大脑里出现了，她接受你的爱只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在这段艰难的时间里，信念和信心在背后支撑着你。你有这个信念：“她总有一天会爱上我。”以前我们宿舍里有一个同学，他不是生于大富之家，他永远比我们慢半拍，我们在学拍电影的时候，他还在学拍电视，我们都喜欢拿他来开玩笑。这个同学的梦想就是要追到一个舞跳得特别好的女孩子。最后，他的老婆真的是一位漂亮的舞蹈演员。

信任和信念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内心里已经有一个信号了，当接收到的来自外面的相关信号得到暗示和契合时，内心的这个信号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加强，于是自己的信任和信念就建立起来了。电视剧《士兵突击》里，许三多曾经对他哥说：“这些年来，我学会了两个字叫‘我信’，而你还是那三个字叫‘我不信’。”而且，这个“信”不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喊“我要成功”，它要表现在行动当中，还更有连贯性，它一直都在积累。没有信、信不足的人的特点就是容易反复，就像山溪水一样，易涨易退。

战争史上有一个小故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一战”的时候，一支德国军队在阿尔卑斯山里迷路了，几百人的队伍，给养越来越少，士气越来越低落。最要命的是，队伍里的人分成了几派，有的认为要朝这边走，有的认为要朝那边走，在种种矛盾之下，这支部队随时面临着内讧和哗变的可能。部队的指挥官虽然看出形势危急，但也无计可施。

有一天，他们突然在山里找到了一个小屋，大家都欣喜若狂，以为会找到吃的东西，结果进去一看，发现它是一个废弃的房子，很多年没有人住了，只有一些破旧的家具什么的。他们就在里面翻翻找找，翻出了一张旧得发黄的手绘地图。而且这个地图是用拉丁文标注的，拉丁文是传教士、贵族等上层人士用的文字，他们谁都不认识，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这张地图就是本地的地图。于是他们就结束了所有的纷争，决定按这张地图行事，一支即将分裂的部队又重新团结了起来。

但是按这张地图行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问题，首先是这张地图的比例尺不精确，远近没有感觉。其次，按这张图所标示的路走，有的路是死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相信这张地图，边走边猜，边走边修正。几天之后，他们竟奇迹般地走出来了，终于在一个山顶上看到了远处的炊烟。后来，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一直保存着这张救命的地图。若干年之后，他把这张地图拿出来给一个朋友看，这个朋友正好认识拉丁文，他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就笑了，他告诉这名指挥官，这张地图是奥地利南部山区的地图，根本不是瑞士的地图。也就是说，他们是凭借一张错误的地图走出了一条生路。

虽然这张地图是错的，但它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它消解了纷争，达成了共识，这一点就很不容易。无论在创业的公司里，还是在管理的团队中，最难达成的就是共识。尤其是在技术型的公司里，每个持异议的人都有很强的技术理由来支撑自己，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每个人都有意见，并且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像一个人，如果同时运行好几种意识，头脑里有好几张地图，就会精神分裂。

一个强健的组织需要有更高的智商和情商，它的意识必须是连贯的，行为必须是完整和统一的。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组织中的个体智商越高，组织就会越混乱。所以说，对于一个团队来说，地图对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大家心里要有同一张地图，相信同一张地图。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容易被各种知识所左右，打开微博，谁都可以编140个字。大家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立场，报纸上有一种观点，电视上有一种观点，同事和朋友那里还有一种观点。在这种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人变得越来越浅薄，聪明的人显得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只有坚持的傻子，反而有一种超乎智商、克敌制胜的能力。管理学上也有一个搞笑性质的定律叫手表定律，意思是只有一块手表，能够知道现在是几点，但如果有两块手表，而且有一块不准的话，反而不知道现在是几点。所以，在一个公司里，“信”是至关重要的。

在家庭教育里也可以验证这个定律。有些家庭里，父母都很聪明，但父母双方都想腾出手来教育孩子，教育的效果往往不好，还不如那些由父母一方负责教育的家庭。父母立场不一致，就好像是给孩子戴上了两块表，孩子反而不知道时间了。当然，最终孩子一块表也不相信了，他只信自己的那块表了。

如今的社会中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感。据说有的西瓜使用了膨大剂，然后大家都不敢吃西瓜，还有对牛奶的不信任，对教育、医疗和媒体的不信任等等，结果人们只收获了“我不信”三个字。这三个字就像一个诅咒，一旦进入到人们的内心，人们就再也不愿意认真对待眼前的任何一件事了。

但是当下这一刻是真实的，否则以后的事情就都是假的。有些人觉得不当真，这是一种聪明的态度，“众人皆醉我独醒”，别人都是糊里糊涂的，就他一个明白人。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会被整个世界边缘化。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要去相信三聚氰胺，而是说做人至少要有信的东西。有一张错误的地图也好过没有地图。

现在很多企业都陷入了困境，它们面临着“三荒两高”的难题：用工荒、电荒、资金荒、用工成本高和税赋高。在这种状态下，最“聪明”的方式可能是选择不干，但是不干就意味着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了。这时，反而是那些迟钝的企业和减少消耗支撑的企业，会等到一个意想不到、别开生面的机会。我曾经问过一位企业家：“形势这么艰难，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他说：“开始我也觉得苦，但后来我想明白了，我要是赚了很多钱，我还是会选择做这个事，所以成功不成功、快和慢、爽和不爽都是排在第二位的，首先是我必须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三荒两高’对于我来说就没那么重要了，而且这种情况对大家都是一样的。这些不利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的盟友，因为许多对手被筛选和淘汰出去了。”

总之，在这个资讯庞杂的社会，我们不要因为碎片化的知识和观点而让自己的大脑形成“我不信”的信念，它会像一个病毒，破坏生命当中一切的美好和可能。

植物的智慧

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能仅仅看到它好的一面，还要意识到它不好的一面也是常态，然后要意识到好和不好是一个整体，要接纳好的，也要接纳不好的。这个叫包容，就是把一件事情的好与不好作为一个整体全部地接纳过来，并且与这种状态共存。因为只有拥抱这种状态，我们才有可能去改变它。接受不代表放弃，不是无所作为，反而是在承认现状的前提下主动地寻求改变。

有一本书叫《疾病的希望》，是德国的一名心理学家和一位医师共同写成的，它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尽管病症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痛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疾病是我们的朋友，它如实反映了我们身上的种种业障。业障一种心理状态，是说当我们对某些东西有障碍的时候，我们不能全然看待它，我们不愿意接受它，在内心里起了冲突，结果就生了病。

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许多哮喘病人或肺有问题的人都有一种心理模式，就是说这种病产生的原因是病人不得不与不喜欢的人待在一起。人和人待在一起，一个人呼出的空气会被另一个人吸进肺里，从一个人细胞里出来的东西会进入另一个人的细胞里，这是一种深层次交流。许多哮喘病人不喜欢他身边的人，觉得他们很讨厌，他十分抗拒，但又不得不与不喜欢的人同处一个时空。这样，他的肺就接受了两个指令，一种指令是“我讨厌这个人，不应该和他发生关系”，另一种指令是“我要吸入空气，我要进行血液和呼吸的循环”。这种挣扎和纠结就产生了哮喘，实际上它不是病，而是人在心智冲突下的一个自然生理反应，这就有如在开车的时候，同时踩着刹车和油门，车就会抖动。

这有点像“星期一综合征”，很多人一想到周一要走进办公室就会非常恐惧，甚至会胃疼，一方面是内在的抗拒，另一方面又是不得不去上班。心理上的不良反应就引发了生理上的不良反应。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感觉只会在星期一出现。后来，由于星期一不舒服，状态不好，工作又不出成绩，导致星期二压力很大，结果星期二也很难受。就这样扩散到了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久而久之，生理和心理上就产生了病变。

这种病变就是胃病，很多胃病都是精神性或神经性的。人们常常把观念、想法、爱好、情绪与自己的身体割裂开，认为疾病是氨基酸和蛋白质的问题，或者是由病毒和细菌引起的。但是在临床上，人们的生理和心理的问题难以完全割裂开。

比如说，有一位老先生被诊断出了肺癌，而且医生告诉他，他大概只能活五个月了。他的子女都很孝顺，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好伺候他，多享受享受吧，于是他们决定请一个保姆。结果这个保姆不光有良好的职业技能，而且情商很高，在伺候老人的时候营造了一个非常温暖的氛围，她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而是让自己服务的动作举止散发出温暖和关爱。于是，这位老人觉得非常幸福，由此激发出了生命的活力。

这位老先生由于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爱护，从而对那位照顾他的保姆产生了依赖，这不是感情的出轨，而是非常依赖她。老先生的老伴看了有些吃醋，不高兴了。后来，子女们劝老太太说，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了，就让他在这种幸福和温暖中离开这个世界吧。于是，他们就让老先生和保姆搬出去，在另一套小房子里住。就这样过了五个月，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老先生还健在，在确诊患肺癌后又活了两年多了。

有一种说法是，癌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掩饰的自杀。有的人对生命已经产生了厌倦，但又不愿意做出自杀的行为，或者是因为缺乏勇气，或者是怕对家人造成伤害。有一部外国电影中就有类似的情节，一个富翁得了抑郁症，专门请一个杀手来把他杀掉，但是制造了他杀的假象。有些癌症就是针对自我的阴谋和诡计，当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使他改变了想法、放弃了内心的抗拒时，病症就消失了。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已经不想死了，而是想尽可能多地活。

《疾病的希望》一书里还解释了某些人在工作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感冒、鼻塞。鼻塞实际上是一种隔离大脑与外界的假象——虽然我们俩面对面，我们中间也没有玻璃，但我用鼻塞隔离了我们之间的关系，鼻塞是一种躲避。再比如说，同是下大雨被雨淋了，青年男女温馨浪漫的时候淋雨了，回去喝几杯开水就没事儿了，要是失恋的时候被大雨淋了，就会引起一系列负面的感受，结果就引发了感冒、发烧等疾病，原因在于有时疾病不光有外界的诱因，还有内因的呼应，是一种里应外合的过程。

现在很多办公室白领都有亚健康的问题，工作劳累、压力大是一个原因，但是仅仅因为外在的工作压力大，还不足以对生命构成威胁。回想起革命年代，那些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他们压力也相当大，但他们都活得很好。这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说外界让你做的事情和你内在想做的事情之间形成了共振还是对抗关系。如果外界让你做的事情是你想做的，不管外面压力有多么大，它只要能够平衡，也是合适的。但是如果外界让你做的事情和你内在想做的事情不一致，你们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对抗关系。

一旦形成了习惯性的抵抗，就会造成两个结果：一是自身会陷入身心的紊乱当中，二是这种内在的抵抗会大大降低工作效率。本来在正常状态下一两个小时就能干完的事情，最后用了五六个小时还要加班熬夜才勉强干完。很多人加班并不是因为任务非常重，重到已经承受不了了，而是因为一直在拖延，拖到最后期限的来临。在临近最后期限的时候，高强度地调动所有的能量来完成任务。一两次的急中生智可能会产生一种超常发挥，但如果老是想超常发挥，就肯定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损害。

《疾病的希望》不仅是关于生理和心理方面的书，还是一个关于全然的书，书中反复强调的就是整体性，它认为一切疾病都是一个巨大的整体系统的产物。我们曾经说过“《新周刊》不再愤怒了”，有好事者于是发微博告诉了封新城。其实，从全然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新周刊》已经不会再出现“杂乱电视”这样的标题了，因为今天的《新周刊》清楚电视行业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了，对它表示愤怒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大家不看电视也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信息，那又何必对电视抱有期望呢？当我们能够更全然地理解这个事情时，我们会看到由于时间的流逝、事物的发展，电视已经不再是唯一或者是主流的信息传播渠道了。当一切都不在话下的时候，再说与之相关的话就没有意义了，说出的话也是多余的了，因此也就不必再愤怒、生气或着急了。说《新周刊》老了，不是说它年纪大了，动弹不了了，而是说它进步了，进入到了对本然和全然的接纳和认可。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可以提供注解。有一天，一位90多岁的老先生在外面下棋，忽然他的邻居急匆匆跑过来，说老先生家着火了。老先生问：“着了吗？”邻居说：“着了。”老先生就说：“着了还急什么。”于是继续下棋。一个人能够长寿也许跟他吃什么东西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他的心智模式是不是全然接受，连着火这种事情都能够全然接受，所以他才这么高寿。在这里，“老”就变成了一种优良的品质。

关于内在的全然状态，有两个词可以诠释它。一个是外来的词，叫幽默；一个是中国的词，叫忍。“幽默”这个词最初指的是人体的一种体液，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就曾经按照体液的不同把人们分为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和抑郁质四种类型。在英文中，说一个人脾气好，会说他是“good humor”，就是好的体液，他能比较平稳地对待外界的变化，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有一个正常的反应。所以“幽默”的意思就是说，人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有一种很好的转换机制，能够从被动的状态、弱势的状态转化为主动的、相对强势的状态。

我们说“忍字头上一把刀”，在一般的理解中，“忍”就是“打掉牙齿和血吞”。当一件事情冲我而来时，就算它是冒犯、侵略甚至是侮辱，我都能全然地接受下来，这是最粗糙的忍。真正的忍是什么呢？是在弱势的状态下获得一种超常的主动性。在佛教的“六度”里，第一是布施，其次是持戒，然后是忍辱。这里的“忍辱”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垃圾桶，或把糟糕的东西吞下去，忍是消灭，辱是被动、低下、弱势，忍辱就是要消灭弱势状态。一个很经典的段子就是歌德与文学批评家让路的故事。文学批评家说：“对不起，我从来不给蠢货让路。”这就是辱，文学批评家已经先发制人了。那该如何忍呢？最粗糙的忍就是什么话都不说，生生地受着，这是没有智慧的。歌德的反应是忍辱，他要消灭这种状态，变被动为主动，变卑下为高贵，于是他反唇相讥：“对不起，我跟您刚好相反。”然后给那个批评家让路了，这就叫作忍。

面对外来之辱，有一个转换机制的问题。就好像内心里有一个轴承，外力来了之后，不会让它伤害到自己，不会把这个力吃到肚子里，把自己打成内伤。有的人表面上看似很镇定，其实已经受内伤了，这很不划算。要把这股攻击力给消化了，让它伤不到我，也伤不到你，最后消于无形，甚至变成对彼此都有帮助的东西。如果能做到这样，那就是高级的智慧了。

所谓的全然接受，并不是要含垢忍辱，而是要用内在的机制去化解它。就好像好的汽车和坏的汽车，关键就在于发动机不一样，用的都是同样的油，但体现出来的速度却不一样。同样，植物有很好的内在转换机制，这是一种智慧，植物的生长就是忍辱的过程。肥料对植物来说是好东西，对人来说却是最糟糕的东西。植物吸进去的是二氧化碳，排出来的是氧气。植物能通过内在的转换机制，把那些看似非常负面的东西变成正面的东西，这就是成长。

为什么佛教喜欢用莲花作为标志性的东西呢？因为莲花是所有花里最干净的，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花生长在淤泥里，但生出来很高洁，虽然长在水里，但是它没有水性，不妖。它能够把淤泥和水都转换成一种美好的状态，这就是莲花的品格。荷叶是不依附的，水会停留在荷叶上，它意味着荷叶对水不是逆来顺受，也不是对抗破坏，而是把它转换为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柔道的逻辑也是这样。它把对方的力量技巧性地转回去，用对方的力量来消解自身。很多小公司之所以能够胜过大公司，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机制，把大公司强大的、攻击性的、打压的力量以意想不到的逻辑回击过去，从而把大公司打倒。所谓企业成长，就是指企业要有一种机制，能够吸收各种能量，把这些能量转换成生长性的力量。

有这样一个人，他有很好的前瞻性，国外刚有某种商业模式露头，他就会在中国做一家类似的公司，他一共做了四五家这样的公司，但每一家最后都不了了之，有的破产了，有的低价卖给别人，结果被别人买去之后，公司的价值就有了成千上万倍的提升。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人就缺乏转换机制，他爱憎分明，有很强的辩论欲望，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结果由于缺乏内在的转换成长机制，他一直做得很难，没有办法成长。

在生活中，那些辩论能力很强、逻辑思维很强的人最后都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就在于，当我们能够看到事物的全然景象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内心中保持从容。这种从容会帮助我们用一种巧妙的机制，把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伤害性的、侮辱性的东西转换成有助于自身的力量。当我们掌握了这种机制之后，天下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真正伤害到我们，很多破坏性的力量也都能够转变成建设性的力量。

解题和解风情

之前曾经说过，微博的第一拨热潮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随着一些热点新闻的发生，微博似乎又热起来了。不过，有的朋友可能有这种感觉：微博上的世界跟现实中的世界似乎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微博上一些话题进行得如火如荼，似乎世界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如果走到街上、走进菜市场，会发现人们忙忙碌碌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还是很幸福的。

的确，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情，有些事情也非常重要。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有一些事情远比网络上讨论的事情更重要。比如说孩子的升学问题，无论是小升初还是初中升高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身上的事情，实际上才是大事。

这也算是一个心法。当心里感觉很烦、茫然无措、百无聊赖时，不妨从一件最小的事情开始做起。哪怕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宏大，只要这件事情实实在在的，它就能让你的心落地，让你脚踏实地地做事情。当人们开始操心那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时，反而没那么烦躁了。最怕的是悬在空中，无从用力的感觉。

一会儿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一会儿又是房价环比没有下降，甚至略有上升……看到这些不愿看到的消息，人们的心情只会越来越浮躁，越来越无所适从，在这个时候，不妨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做起。有时候，人的烦躁是因为没有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去操心，去让他高兴或痛苦。

说到孩子的教育，亲朋好友家的孩子由初中考上高中后，我总想找个机会跟他们聊一聊，告诉他们，在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之后，应该想些什么问题。作为过来人，我们总是有些想法，想迫不及待地分享给他们。不幸的是，即使是跟孩子面对面坐下来了，双方进行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的可能性也非常小。过去我们经常说代沟是6年一代，但在互联网时代，代沟的周期已经变成3年了。

《新约》里有一个故事，说耶稣已经非常有影响力了，带着门徒回到他的家乡伯利恒讲道。很多人开始还很好奇，想看看先知是怎么讲道的，但后来仔细一看，说“这不就是那个木匠约瑟的儿子嘛”，大家呵呵一笑，就四散走了。于是耶稣就说了一句名言：“先知在本乡是不受尊敬的。”

人际关系是一个插叙结构，就像一个涟漪，从最小的圈子扩大到大一点的圈子，然后是再大一点的圈子。所以，大圈子里的角色用到小圈子里是不管用的，小圈子里的角色在大圈子里说话、办事也是很不恰当的。人们说话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人在说话，实际上是在扮演多个角色。比如说，如果医生的家人生病，医生就不太可能给家人动手术治病，因为他很难把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转换成纯粹的医生的角色。

心理医生也是这样。在西方，心理咨询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尤其是中产阶层女性，她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比如在地铁上跟谁吵了几句嘴这种小事，打电话首先找的不是丈夫，而是心理医生，这可是要付费的。想象一下，如果一位女士的丈夫是心理医生，丈夫不仅没法向妻子收咨询费，他说的话妻子愿不愿意听都是个问题，这也是角色问题。

一个心理医生在他最小的圈子（家庭）里是不受尊敬的。反过来，一位女士的丈夫即使所说的话跟心理医生说的一模一样，但说话的效用比心理医生就差远了，因为心理医生代表着第三方的立场，而且他说的话是要付费的。管理大师德鲁克也是做咨询的，他的收费也是很高的，有人问他：“你挣来的钱最后反正也要捐出去，那你为什么还要收这么高的咨询费呢？”德鲁克回答说：“如果我不收这么高的费用，别人根本不会把我的话当回事。”

同样的一句话，从第三方比如说是一位咨询师口中说出来，跟从公司里的某某人说出来，效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华为公司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一位新员工倾注心力，洋洋洒洒写了一个“万言书”，讲华为应该采取什么发展战略等，然后交给了任正非。任正非看了之后作出批示，意思是把这个人送到精神病院去检查检查，如果有病的话留下治疗，如果没病的话，赶紧把他解聘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这个人不是被华为聘用，而是为一家咨询公司服务，而且正好为华为做咨询，那么华为会为他支付一大笔钱，尽管他可能讲的是同样的内容。

某一句话、某一个思想能不能产生作用，跟语境和气场十分相关。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举烛”，据说是唯一的两字成语，这里有一个典故。古代有一位谋士在给别国的国君写信，当时蜡烛太低了，他就对书童说了一句“举烛”，意思是让他把蜡烛举高一点。结果谋士写信的时候，就把这两个字写进去了。收到信的国君看到这么突然、神秘的两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他相信写信的人是不会随便写这两个字的，以为这里面肯定有玄机，肯定是微言大义：“他是让我广开言路吧？他是批评我没有把重要的人才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于是，国君就按这个思路办了，最后效果非常好。

这个故事就说明，有些东西，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会产生很好的效果。最重要的是看是否尊敬说话的那个人，是否把他说的话当回事。或者说，讲话的人讲得再好、再正确，听的人不相信、不尊敬他，讲多少真理也没用。

我们觉得有些话值得跟青少年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比如，对于我来说，高中是我很重要的人生阶段，那时我终于意识到我能做什么。我人生赚到的第一笔钱是在一个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豆腐块文章，挣到了稿费。到今天为止，我还在挣类似于稿费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映射，可能是我人生的原始剧本。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不由自主的人生规划，可能都与高中阶段的一些事情或选择有关系。

有些朋友告诉我，他们高中时候所喜欢的女孩后来不一定成为他们的女朋友，但是高中时候与女孩子之间不经意的情感交流，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恋爱观。比如，张艺谋导演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接触过某一类型的人。所以，他后来所选的演员长得都是那个样子。一个人选来选去，自认为作出了很多重大的、不一样的选择，但在外人看来，或者在若干年后回头看，发现所作的选择其实都差不多，只是一件事情的不同版本。

所以说，第一次重大考试或者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都会对一个人以后的选择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自己在当时可能意识不到，但在以后写自传的时候，或者在深刻反省的时候，是能够看出来的。

我们可以把心想象成一块田，这块田里有庄稼也会有杂草，如何打理非常重要。不要认为人生的某个重大选择是在某个关键时刻作出的。不是这样的，在此之前，心田是如何打理的，它上头就会有什么样的景观，心田的长势能够决定人生的格局。

做企业也是这样，企业还没做大的时候，一些企业主就想，反正我现在就是为了求生存，做什么都可以，就不太注意选择。但是人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实际上都会有后果。盛田昭夫创办索尼的时候，他的远大志向是把索尼打造成能够改变日本产品在世界上劣质形象的公司。因为当时日本制造在世界上的形象跟现在中国的某些产品在世界上的形象差不多，虽然价格很便宜，但品质比较差，没有树立起品牌。索尼刚刚起步时非常艰难。有一天，公司突然接到了一个千万美元的大单子，是给别人做代工的，这对于一个经营非常困难的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因为马上能赚到一笔钱。但是，盛田昭夫却说：“如果我们接下这笔单子，以后整个公司都可能要改变，变成一家只想着赚点小钱，而没有远大志向的公司。”当时公司里对此还有争议，但是盛田昭夫毅然作出了不接单子的决定。

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处于这样的阶段，看起来有些事情做或不做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年纪还小。但其实，我们高中、大学或者就业之前的很多基本判断或决策，对于我们后来的人生会有难以想象的影响。那就好比是种子时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是什么也不种，最后心田就荒了。

除了立意要正，还要让自己眼下的行为与志向始终保持一致。不要因为眼前的困难或受到的诱惑而让自己走上一条低等级的公路，走上去以后就没法调头了。

《基业长青》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观念。好多公司之所以能够成气候、上台面，最终能够做到很大，是因为它们当时存的念很正，坚持某种始终不变的东西，可以称之为事业的理念或事业的愿景。始终存此正念，与此不相关的事情一概不做，做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人们在人生的早期觉得自己还小，将来的可塑性还很大，于是就马虎了，对眼前该怎么做、该怎么想不讲究了，最后会发现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的早期正是人生观形成的时期，不管是父母、老师还是本人，都应该注意守护好心田，因为这决定着我们未来的命运。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我以前没有意识到它对我的人生有那么大的影响。我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去一个同学家里吃午饭，恰巧在他家桌子上看到了一本书，讲的是牛顿的哲学观。我那时从来没有意识到理科和文科是一回事，我认为数理化就是数理化、哲学就是哲学，但是这本书扉页上的几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让我一下子意识到原来物理学也是一种理解哲学的方式，原来文科和理科之间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当时我同学的爸爸也在家，他跟我们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单位最近来了几个年轻人都是学计算机的，但有一个人对于市场营销和公关文案也很有兴趣。他说这种人在以后会很有价值，因为光懂计算机或光能写点宣传文稿都不算什么，如果两样都能拿得起的话，就会很了不起。这个事情在我的心田里种下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世界的知识其实是相通的。我想我后来人生中所作的一系列选择都跟这个有关系，包括我选择去百度这样的互联网公司。

我们现在所受的教育都是流水线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是一套工序，它把受教育的人当成一个原材料，按流水线来生产，但是人是不能做原材料的。大家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的时候，就会发现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会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单一的角色，而是一个人。曾经有一篇散文说，要享受在图书馆里闲逛的时光，因为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知识只是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的很小一部分。在图书馆里，我们会邂逅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可能会喜欢上它，并为整个人生奠定很重要的基础。

在接受各种教育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社会需要我们做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模式化的、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产品。我们应该有大量的个性化的知识，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如何获得个性化的知识呢？其实就是多看一些“闲书”，这些书会避免我们成为一个工具化、产品化的人。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要做一个既会解题也会解风情的人，如果光是会解题但生活毫无趣味，那就会成为一个乏善可陈的人。过去有很多大学办过少年班，但这些少年天才在长大成人进入社会之后，就不再那么神奇了。很多读过少年班的人说，那些认为可以不用学习的东西，他们在成年之后还需要重新去学习，比如说学会玩、学会分享情感，而这些才是对幸福人生至关重要的东西。

官人、商人和情人（上）

我以前看过一个有趣的新闻，说美国某市场调查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那些中了大奖的乞丐在五到十年后，其生活状况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还有一个现象，一个学生在好学校里能排20多名，后来到一个差一些的学校后，过了一段时间，排名还是20多名。所以，很多东西跟一个人的能力无关，至少没有那么大的关系，而是他的心智模式决定了这样的结果，因为他到哪儿都处于这种格局里。

有些人把自己人生中的某种遭遇归结为没有把握住某次机遇，但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到底会怎么样与他的内在机制有关系，而与外在的机遇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就像钻石和石墨的关系，钻石的外在境遇和石墨的外在境遇实际上是由它们的内在结构决定的。它们都是由碳原子组成的，但是内在的排列方式不一样，它们的硬度就截然不同。

陆广莘老师认为“本”和“质”是两回事，他首先强调，“质”就是物质，比如碳原子是质，而碳原子的排列方式是本。然后，他认为我们说“本质”而不说“质本”，是因为本比质更重要。石墨和钻石中的碳原子是一样的，但由于结构不一样，和合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它们之间差异巨大。

心智模式为什么会让一些人变成了有钱人，而其他的人，即使是偶然变成了有钱人，最终还是会回到没钱的状态？

一个朋友跟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在一家公司做得很不错，突然有一天他跟老板产生了冲突，他是占理的，老板有点犯糊涂。但后来他急了，拍着老板的桌子说：“我不干了！我到哪儿干都行，就算是当乞丐，我也是一流的乞丐。”当时听他说完，我觉得他很有气势，但是他的问题出在财商上，因为他老想着当乞丐，其实乞丐也是可以当老板的。有的人认为获得财富的多少跟职业相关，没能从事一个好职业就不可能有钱，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上市公司玖龙纸业最开始就是从捡破烂做起的。

说到财商，有一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有一天，医馆里来了两位客人，他们都是身家数十亿的老板，约好了一起来看病。他们聊起来了，问对方在做什么，说着说着就开始推演起来了，说把你的这块业务拿来，跟我的哪块业务合并，然后就可以上市了。我在旁边看着，发现他们谈的事情价值几何并不重要，他们之所以能够致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特点——时时刻刻都在发现价值，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价值。这两个人聊了大约半个小时，谈到了十多种商业模式。也许由于这个契机，他们就真的在一两个项目上开展合作了。我不禁感叹，因为在半个小时以前，我还在跟一帮文艺青年聊人生理想、情趣、香道、文化等等。

财富问题也有一个心智模式，在相同的境遇下，财商高的人的反应肯定就不一样。财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智力在理财方面的一种体现。好的心智模式是有创造性的，它不会被眼前的格式所束缚，能够进行创造性的转换，这种高智商在财富方面还能发挥出来，就叫高财商。下面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有一天，一家银行来了一位犹太客户，他说要借10 000美元。银行问他有没有抵押物，他说他是外地来的，除了一辆车以外什么也没有，问可不可以把车作为抵押物。那是一辆劳斯莱斯。银行同意了，以月息1%借给了他10 000美元。月息1%相当于年息12%，那可是很高的利息。一个月以后，这个人又来了，还给银行10 000美元本金和100美元的利息。这个人其实是为了存车，他觉得把劳斯莱斯放在一个普通的停车场他不放心，要是专门请人看管又太贵，于是他就想到了这种方式。在一个对所有人都平等的规则面前，他看到的不是规则的限制，而是规则当中的机会，这就是财商比较高的表现。

据说巴菲特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巴菲特说他不怎么交税，他不卖股票也不拿分红，所以基本没有收入。可是日常生活总是要花一些钱，那怎么办呢？巴菲特就把自己的股票抵押去借钱，借完钱之后过两年再还。钱花完了之后再借，所以他永远没有收入，但永远有钱花，永远也不用交税。巴菲特之所以能成为巴菲特，就是因为他知道用这种方法让钱合理合法地变成自己的。

我们曾经讲过点“错”成金的道理，意思就是当你看到一个系统、一套规则体系的漏洞时，那就是机会所在。但是，普通人看到的只是规则和限制，顶多只是发发牢骚。有评论认为，企业家和非企业家、有创新精神的人和没有创新精神的人，在性格或处事方式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当别人抱怨的时候，企业家和有创新精神的人总是能够从别人的抱怨中发现机会，而普通人只是抱怨，说说而已。

舍费尔所著的理财童话书《小狗钱钱》中说，抱怨和痛苦之间的关系是植物和肥料的关系。意思是抱怨多了，就像不断在给植物施肥，结果痛苦也越来越多，就越茁壮地成长。书里还说，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因为困难而放弃，而是因为放弃才困难。

关于钱，书里还提到了一个很多人都会犯的毛病，就是我们的贫困有时候是基于对财富、对钱的误解。比如，在有些家庭里，父母给孩子灌输的观念和行动的影响都是钱很难挣，有钱人都是坏人。所以，孩子长大以后对钱就有一种焦虑感，当他想要钱的时候，被唤起的就是焦虑而不是渴望，想得到又不敢行动，一直在那儿纠结。

稍微好一点的教育是对钱有愿望，但愿望与渴望还是有差别的。人在饿了、渴了的时候，肯定会用自己的行动去找水喝、找东西吃，而人只有在最饿、最渴的时候，才会主动、最有创造性地想出一些办法来。所以，《小狗钱钱》里面说，我们有时候容易对一个东西产生好奇，想去尝试一下，但是不能因此阻碍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太多的人做事犹豫不决，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完全弄懂一样东西，实际上，真正付诸实施比纯粹思考要聪明得多。当一个人好奇的时候，他就想先把一个东西搞明白了再去做。但当他渴望的时候，他就会立刻要去做。

一个饥饿的人得到面包，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面包干不干净。执行力就来自于真正的渴望，在《执行》一书里作者写到，很多公司之所以缺乏执行力，是因为领导和员工没有执行的激情和渴望，就只是好奇而已，开会的时候热烈讨论一下，开完会后大家就散了。由此我联想到现在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观念。现在各方面条件越来越好了，父母可以给孩子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忘了给一样东西——匮乏感，缺乏匮乏感当然也就缺乏随之而来的渴望。

《小狗钱钱》里还有一句话：“如果你只是带着试试看的心态，那你最后只会以失败告终，你会一事无成。尝试纯粹是一种借口，就还没有做，你已经给自己想好了退路。”想做一件事，就要有“亮剑”精神，就好像电视剧里一些战士一听说要跟敌人打仗，都兴奋得嗷嗷叫。如果没有这种“精气神”，你几乎很难做成什么事情。财商是一种智商，但从本质上说，首先是激情不够，渴望不够。

现在许多成功的企业家童年的时候是很贫苦的，家里面有很多孩子，家乡也没有什么机会，后来闯出了一条生路。所以，他们对于财富有一种渴望，渴望到想象得非常真切的地步。稻盛和夫就曾经说过，渴望的画面是彩色的，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她在特别寒冷、特别饥饿时，想到的是祖母给她准备的烤鹅，她真真切切看到了那只烤鹅，这才叫作渴望。

平安保险公司曾经发布过《中国平安国人财商指数报告（2011）》，说中国人的财商刚刚过及格线，并表现出高态度、缺知识和低行动三个特点。就是自己很想有点钱，很想提高自己的财商，但是知识缺乏，行动更少。

有一位搞哲学的黎明老先生，他认为人可以分为三种：官人、商人和情人。当然，有些人可能是两种心智模式混在一起的。

第一种人是官人，他们很能吃苦，很能受累，也没有多少钱，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都会指向一个东西——在人群中的影响力。对于一些有可能影响到他们权威的事情，他们会立刻暴跳如雷。这种人很快会成为人群中的领袖，他们不在乎钱，但不能伤害了他们的权威性。就像猛兽划定自己的地盘一样，他们的权威绝对不容侵犯。当他们还小的时候，他们就善于组织，想出点子，组织大家去玩游戏，积极主动甚至超额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他们的特点是爱张罗，权威意识很强、地盘意识很强，党同伐异，罩着顺着自己的人，干掉逆着自己的人。

第二种人叫商人，他们总能用别人的钱来为自己赚钱，用未来的钱来挣现在的钱，最高级的是用别人未来的钱来挣自己现在的钱。比如说这个东西他买不了，他就先向别人借点钱买下来，再用一个对冲的方式把它消化掉。商人的第二个特点是，他们总能把自己的优势和价值表述得非常清楚。他把一个东西卖给你时，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捡到了一块宝，而当他买你的东西时，他能迅速戳穿你的价值，让你觉得他愿意买你的东西是你的幸运。

这听起来像那些投行的人。有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对着一堆烂了的苹果发愁，二折的价都没有人要。这时来了一个投行的人，欣然把这些烂苹果全买下来了。这个投行的人把苹果皮削了，把烂的部分全挖掉，然后把好的切成丁，做成了一盘水果沙拉，弄了个金盘子盛着，然后把这盘黄金水果沙拉放在五星级酒店里卖，最后卖出的价格是他买的烂水果价格的100倍。这是关于投行的著名笑话。还有一个说法是，投行的人能够把他的外祖母和祖母都包装成18岁的姑娘，然后把她们嫁出去。当然，这个笑话有失厚道。不过，这说明一个问题，卖水果的小贩只知道一种卖苹果的方式，但是投行的人有N种方式。

其实，天底下的生意无非两种，一是把东西打包一起卖，二是把东西拆开来卖。李嘉诚就精于此道，他把几个业务买过来进行合并，业务整合之后就拿去上市了。商人有个特点，他们总能替别人考虑问题，因为他们知道生意要长期做下去，所以他们不那么讲面子，不那么讲自尊，他们看重的是可持续的交易。商人的核心关键词是发现价值。

第三种人叫情人，不是男女之情的那种情人，而是指作家、艺术家、文人以及公司里营销部门的员工。他们做事情主要是出于某种爱好、趣味和美学意味，推动他们前行的是他们强大的理想主义情怀，或者是某种美学意义的东西。

其实，挣到钱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挣不到钱也没有什么好受伤的。我们只是想说，能不能挣到钱是一种心智模式，有没有权力、影响力或领导力是一种心智模式，能不能自我实现、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也是一种心智模式。官人、商人、情人对应的是三种人格，用这个划分来观照自己的话，我们就知道如果自身是一个性情中人，就不必非得追求去当官或是做生意，因为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会自问：干吗要委屈自己呢？

官人、商人和情人（下）

从领导力的角度来看，官人就是领导者，而对领导者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有追随者的人。领导和领导者并不是一回事，有的人虽然有领导的职位、有下属，但不是领导者，因为没有人追随他；有的人虽然没有下属，但是有追随者，这种人才是领导者。在正常运营的状态下，一个公司不太注重有多少领导力，但是在遇到重大转折的时候，公司要是没有领导者、领导力的话，情况就非常可怕。因为在前景不太明朗的情况下，还能发动别人去干事，这是领导者才具备的素质。

领导者讲的是义，他们希望大家信奉一种共同的愿景，遵守一种共同的游戏规则。如果有人破坏这些，他们的愤怒指数就会升高，官人就是这样。而商人身上有一种契约精神，因为他们知道每讲一次游戏规则就会有信用的积累，未来做一些事情的话，成本也可以很低。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信用的建立也意味着交易成本的降低。一个商人之所以要讲信用，就是因为他不是做一单生意就完了，他要持续去做生意，常做常有。一锤子买卖不是做生意，偶尔发一点财，财也会很快就流失的。

信誉其实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那些著名的商人，比如李嘉诚和巴菲特都有守信用的特征。商人的本质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信，一个是智，他们总是能用别人的钱来赚自己的钱，能够比较自如、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他们把这个地方的东西挪到那个地方，就能实现财富的增加，还能把未来的财富挪到现在来挣。商人是比较讲究游戏规则的，可能在小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常常说：“如果你能怎么样，我就给你什么。”经常这样讲，孩子就会形成一种契约精神。

情人心智模式的本质是仁，仁就是同情感。孔子说“仁者，人也”，他指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真实的自我。情人对这个所谓真实自我的感受是非常敏感的，他们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自我价值。为了爱好、理想和某种信念，他们可以赴汤蹈火。这种人做情人会爱得轰轰烈烈，但是做生意可能会亏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们总是跟生意伙伴“谈恋爱”，容易陷入情感纠葛当中去。

比如，安迪·格鲁夫在英特尔的转型中就体现了商人本色。英特尔最开始是做存储器的，1984年，英特尔决定实施战略转型，放弃存储器而转向做芯片。当时英特尔其实是很纠结的，因为英特尔是做存储器起家的，很多人对产品都有很深的感情。这个时候，格鲁夫没有像一些员工那样跟自己的产品“谈恋爱”、陷入其中，而是当机立断选择了一种真正在未来有竞争力的产品。他在审时度势以后，作出明智的选择。

钱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我们的人格。一般人一说到钱，马上就会想到钱的多少，甚至是用钱作为依据把人进行分类。其实，钱的多少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使用它。《小狗钱钱》里有一句话：“金钱是一种放大镜，你的人格是什么样子，在你没钱的时候，别人还看不出来，但是你有了钱之后，别人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你是官人、商人还是情人，立刻就能看出来了。

同样的一个亿拍在三个人面前，一个人拿一亿。刚开始还看不出来这三个人有什么差别，但两个月以后就能看出来了。一个粗鄙的人有了一个亿，他的粗鄙会放大。而一个正直的人有了钱以后，他就会把平时没法施展的东西发挥出来。所以钱对于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它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灾难。历史上山西票号就会依照这一点来选拔人才。山西票号当年做得很大，在一没互联网、二没远程监控的情况下，晋商是如何控制财富的呢？就是靠信用。所以，大东家很重要，他们会谨慎选择，其中一个筛选机制就是给三个人很多钱，看各自怎么花，财商的高低在这个时候就会显露出来。

“厚德载物”的“物”可以理解为钱，人的品格德行如果不够醇厚、心量如果不够宽，那是载不动钱的，反而会为钱所害。德行就像一艘船，在平时是看不出大小的，但是把一笔钱往上一放，就能知道哪个大、哪个小，吃水量大的船有了钱压舱就会更稳，但吃水量小的船一下子就沉了。财商的背后其实是人格，是人格决定了一个人掌控财富的能力和管理财富的能力。

有一个顾问公司的人，他在考察领导者或高管的时候，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个亿，你会拿来做什么？”这个问题就是拿一个亿的假设来放大你的人格，从而看出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的人说，有了一个亿，我就天天吃鸡腿、喝可乐；有的人说，我要拿回家孝敬父母去；有的人说，我要去帮助多少人，做慈善事业；也有的人说，给我一个亿，我就可以去融资，用一个亿的钱干成十个亿的事情；也有些人，比如我们，听到这个问题后，会有一些茫然，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其实这就是财商低的一种表现，等于说这一个亿对于我们来说是无用的，也就是说我们内心深处对于这一个亿没有太多的愿望，更谈不上渴望，所以我们就挣不到一个亿。

平安保险公司为国人所作的财商调查的报告可以归纳为两个问题：第一，你是怎么认识金钱的，你对于金钱和财富是有焦虑感，还是有一般的愿望，或是有强烈的渴望？第二，财商分成两种，一种是生产性的，即非财产性收入，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来的；另一种是对已有财富的使用和掌控能力，以及让它增值的能力。这两种财商是不一样的。

发现价值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发现别人的需求，也就是发现别人的困难、解决别人的痛苦，发现别人还没有明说出来但是的确存在而且潜在要求非常大的需求；二是发现了价值后，还得看自己是否了解这件事，是否对这件事乐此不疲，也就是说发现的价值能否与自己的价值对接。一般人有时候会陷入一种尴尬，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比如说，某主持人以前是一个编辑，在原来的主持人因故不能出镜的时候临时被顶上去了，结果他做得比主持人还出色，他就是原来没有发现自己的价值。如果一个人发现了某种价值，不仅特别熟悉，而且对它乐此不疲，这个价值也契合了社会的需求，那就有可能从无到有创造出一个东西来。

第一种人是从无到有，他们能够整合各种资源，把自己的价值最大化，找到并满足别人的需求，从没有钱变成有钱。另一种人在有钱之后，能够把这些钱像滚雪球一样滚成更多的钱。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成了第一种人之后，却很难成为第二种人。所以卡内基说：“人在巨富中死去是可耻的。”为什么可耻呢？首先，在智力上就是可耻的，赚了那么多钱却不知道怎么花。其次，想把赚来的钱留给子孙而不是留给天下，这也是可耻的。

王石曾经说过，花钱比赚钱难。一点一点去赚钱的时候，目标是很清楚的。但是有了很多钱却不知道怎么花的时候，企业就有可能陷入危机。钱多了就去投资，这里投一点、那里投一点，但是如果没有配置财富的能力，投出去的钱可能就收不回来了，甚至还要像投入无底洞一样追加，到了那会儿钱再多也不够用了。让钱再创造钱，并能够为你工作，这一点很重要，这个能力其实是很多人不具备的。财商更多的时候是指理财，是指对已有财富的配置以及让财富增值的能力。

有了钱之后怎么花钱呢？是存银行里，还是买股票、买基金或是买房子？在多种选择中，选出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也是财商高的表现。光有知识，知道股票的收益率、基金的运作法则、房地产运行周期是远远不够的，那只是财商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去行动。平安保险公司的调查报告说，中国人的财商有高态度、缺知识和低行动的特点。行动是最重要的，《小狗钱钱》里就有一句话：“当你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必须72小时内去完成，至少是紧锣密鼓地开始，否则可能永远不会做这件事情。”

72小时就是三天三夜。有时候，人们之间会说“保持联系”，但是如果三天之内没有联系的话，以后恐怕就不会再联系了。所以说，布置一项任务的时候，给的时间太长了会有问题，应该告诉别人，三天之内要做到什么程度，很多人之所以没有执行力，就是因为没有设置最后期限。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就是这样，两个人在某一个场合见面，如果第二天就给别人打电话、发短信，就会给对方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在时隔多日之后再联系，很可能就给别人一个印象：“他肯定是有什么事找我，这才跟我联系的。”

财富也是有感情的，它需要珍惜、尊重和呵护，而不能仅仅把它当成一种工具。贪恋不是珍惜，这两者显然不同。就好比对待一个美女，珍惜和贪恋完全是两种感觉。钱是人见人爱的东西，但爱和爱是不一样的，有一种爱是老鼠爱大米式的爱，那就是贪恋它、占有它，最终是为了消灭它。有的人有了很多钱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去花钱，挥霍它，那就是不爱、不尊重了。所以，有些人在中了大奖之后，若干年后又变成了穷光蛋，就是因为他不尊重财富。

财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商。在它面前，我们不应该有贪恋的态度，而是要有主敬的态度，就是曾国藩讲的那个主敬。要把钱当成一种价值，一种财富，一种资源。要很认真、很关切地去对待它，不能像对待工具一样随便使用、使唤它，要把它当成一个有性格、有尊严的实体。不这样的话，财商是无法提高的。

所以说，这里关于财富的讨论再次印证了“一切都是内在心智模式外化的反映”这个观念。在没有准备好之前，即使迎面而来的是最好的东西，也会擦身而过，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全都是陷阱。所以，要想成为一个有钱人，你就要在内心真正学会与钱相处，尊敬它，而不是简单的占有式地爱它，要相信它是有价值的，相信它是有生命的。

吉姆·柯林斯曾经说过，任何一个伟大的企业，其成功背后都有一个胆大包天的计划。彼得·德鲁克也说过，任何一个商业上的成功背后都有一种冒险。其实，一个人的财富不论是大是小，在他的理财历程当中，一定有一次非常关键的、风险非常大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他整个理财生涯的分水岭。好多人的理财始终处于比较平庸的状态，就是没有经历过这种重大的、决定性的、具有很大风险但又不得不作出选择的关键时刻。这时决定成败的，恰恰就是有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生命体去对待，有没有用非常渴望的态度去对待它。如果把它当成一个生命体，你就不会用完了就扔了，或是持一种行也是它、不行也是它的态度。即使危险性非常大，你也会想方设法保护它，在热爱和渴望中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办法。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成功，而孤注一掷的心态最终大多以失败收场。

一个人最引以为豪的事情往往是那些做起来最难的事情，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会用最大的努力去克服一切困难，因为他真心渴望事情能够做成。如果没有这种心态，在面临困难的时候，老是想着赌一把，那往往不会有好结果。所以，要做成一件事只有两个可能：第一是真的匮乏，所以拥有很大的渴望；第二就是有梦想，以至于现实当中已经相当不错了，跟这个梦想相比，还是觉得匮乏。

幸福的开关

我们在日常沟通交流时，总是会谈及“战争与和平”这个永恒的主题。《当下的力量》一书里有个观点：如果我们内心有暴力，那么战争随时会在我们的身边发生。比如，你权力小的时候，顶多是骂人家几句；权力大一点的时候，就会动不动给人家几耳光；如果手里握有百万大军的话，可能会挑起一场世界大战。

话说在一个职场节目里，一个求职的女孩子上台后先用英文作了自我介绍，给人传达的信号是比较自信。然后主持人就对她言语攻击，似乎每句话都在质疑“你凭什么这么牛”。这时，作为嘉宾、负责招聘的老板们也一哄而上。最后谁也搞不定这个女孩子，大家又一哄而散。

有网友评论这个事件是“一群白痴在围攻一个天才”。这话说得可能有点重了，但是也有它的道理。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一群男性中年精英会被一个女孩子激怒，然后不约而同地对她发起软绵无力、屡败屡战的攻击？

这让我想起曾经读过的一本书——《西藏的睡梦瑜伽》。书中有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小的时候曾经目睹父亲和母亲打架，他的母亲总是高声斥责父亲，他吓得只好躲在门后面。他长大了以后，有一次经过街边一个小杂货铺，听见女老板对她老公吼了两嗓子，此情此景跟他父母当年的场景一样，于是他噌的一下火就上来了。回家以后，他老婆因为一个很小的事把嗓门提高了两度，结果他突然就操起板凳把老婆打了一顿。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突然不理性呢，仅仅是因为他老婆把嗓门提高了两度？显然，他愤怒并不是因为老婆的嗓门提高了，而是有种情绪长期在他心里压抑着。在他还比较小、没有力量反抗的时候，那种愤怒的情绪就存在心里，并成为一个阴影，直到后来他终于有力量或拥有权力的时候，愤怒情绪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

这种心理阴影在书里称为业障，就是业已发生的障碍，而过往的伤害会妨碍我们看见今天面对事情的实相。这其实也是导火索和炸药的关系，关键是炸药的当量有多大。光有导火索而没有炸药，就不可能发生爆炸。所谓心理阴影其实就是内心里的暴力，其当量有可能非常大。也许它最早只是你小时候发生的一件很偶然的事，可心理阴影一旦产生，业障就像种子一样种下，并且会生根发芽，不断生长，有时甚至会潜滋暗长，犹如草里冬瓜一样。业障长到一定程度，突然有一天，某一个情景像导火索一样让心理阴影一下子爆炸了，使得我们好像变了一个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本来温文儒雅、文质彬彬，但受到某种刺激后，突然就性情大变。

突然爆发是外在能看到的表面现象，而业障很可能一直在内心滋长。我们每一个人的嫉妒、愤怒、仇恨等负面情绪，其导火索往往是一些后来连自己都觉得很可笑的事情。显然，从根本而言，它与我们在此之前种下的一些业障有关。

能够勾起我们痛苦回忆的不光有语言，还有味道。比如有两个小朋友，其中一个小朋友每次努力之后获得好成绩的时候，妈妈便奖励他一个苹果，他拿在手里闻着就会觉得很香，吃起来也觉得很甜美，因为每个苹果的味道都和幸福、成就感有关。另外一个小朋友，他妈妈从小就逼他吃苹果，要求每天必须吃两个，不吃的话就要打他。这样的话，他看见苹果就意味着被胁迫的压力。于是，这两个人长大以后，同样闻到苹果的味道，却会泛起完全不同的情绪。前者感到的是幸福、期待、高兴，是身在当下的那种快乐；后者感到的则是恐惧、胁迫、扭曲，是各种负面的情绪。

回到开头那个职场节目的例子。为什么求职者一说英文，主持人会如此生气、如此失态呢？因为求职者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却把它当成了一个天大的事情。这就像上面例子当中第二个小朋友对苹果的感觉。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有苹果吃多好啊。可有的人就曾经对苹果产生了创伤记忆，看到苹果就会勾起不好的回忆。有时候我们觉得无关痛痒的事情，可别人心里真的很痛苦，一不小心就触发了。所以当很多网友对主持人感觉愤怒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们身上也都有类似的这种业障，而根源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些不好的回忆。

我以前曾经和人讨论过一个问题，即“幸福的能力”。在孩子小的时候，很多父母总是把恐惧、悲伤和压迫等情绪与孩子的日常生活联系到一起。孩子长大以后会重复这样的生活，当他们再吃到这样的味道、再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自然就会和小时候受到的胁迫联系起来。父母为他们设置了很多开关，而且都与痛苦有关，比如焦虑、恐惧、失望、质疑等。所有这些开关，跟日常生活中的某件事、某个人、某句话、某个场景就形成了内在的永久关联。

在孩子以后的生活当中，只要类似的东西出现，就相当于触发了开关，情绪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最应该做的，就是让他们幸福的开关尽可能多一些，痛苦的开关尽可能少一点。别人很小的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一句话就可能触发他们幸福的开关打开，这是孩子一辈子的优质资产。如果孩子痛苦的开关太多，那就是一辈子的负资产，就很难跟别人相处，比如无意当中的一句话就可能令他痛苦不堪，甚至是暴跳如雷。当孩子的心性充满感恩、充满喜乐的时候，即使人家批评他，他也会觉得挺有趣。而当孩子内心充满恐惧、愤怒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别人都在伤害他，处处都是地狱。

我们应该看到，那个主持人可能也是个受害者，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处在情绪失控状态之下，事后他也许会很后悔。

反观我们自身，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情绪开关呢？

在《不抱怨的世界》一书里，作者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天，他的狗被一辆卡车撞死了，他不顾一切地在后面紧追卡车司机，后来终于追到了，但当他看到司机那样的表情、那样的神态、那样的衣着，而且整个精神状态极其萎靡，内心充满着不满、怨恨时，他突然不想报复司机了。因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伤害你的人，他们事先已经被报复了，现在对你的伤害实际上反映了他之前所经历的折磨。

我们应该也有这种慈悲的胸怀。一个莫名其妙折磨你的人，也许他本身就很痛苦。比如，很多人都觉得那个主持人反应过度，甚至不可思议，但根源可能是他童年、少年或青年时的某个记忆，他针对的也许不是这个女孩，他只是又被伤害了一次而已。他以前的记忆泛起来了，外化成了某种愤怒的表达。他今天伤害你，明天可能伤害任何人，归根结底他早已经自我伤害了。

反身自问，我们会因为什么事情而产生愤怒、妒忌等坏情绪呢？其实这些情绪都是我们自身的解读。要检测一个人的情绪，我有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看他对哪一类的笑话感兴趣。有些人对语言类的笑话感兴趣，有的人对政治类的笑话感兴趣，有的人对有关性的笑话感兴趣。你会发现，他对某类笑话感兴趣，他的内心在琢磨这类事情上所累积的能量当量也是比较大的。

这与他的正向情绪的开关被打开是一样的道理。爱默生说过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句话是：你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变得幸福，你幸福了，世界的祸害就少一分。从这个层面来讲，要是希特勒是一个幸福的人，也许就没有世界大战了。你自己不幸福，周围的人也会不幸福。如果权力半径大一点，造成的灾难会更多一点；如果权力半径无限大，造成的恶果就无限大。第二句话是：如果一个人总是非常开心甚至经常开怀大笑，这个人一定不会太坏，怕就怕那种从来没有放纵开怀的人。爱默生认为这种人特别可怕，他们笑起来也是嘿嘿地冷笑，皮笑肉不笑，甚至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内心练得温暖，对世界充满善意的宽容，我们周围就会形成一个小的正向能量场。别人也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因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觉得快乐。

《菜根谭》里说：“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华，玉韫珠藏，不可使人易知。”就是说，一个有修养的君子，他的心地像青天白日一样光明，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一个有修养的君子，他的才华应该像珍藏的珠宝一样，绝对不能轻易炫耀示人。这一昭一藏，两者都很重要，不可偏废。

很多人都支持那个求职的女孩，她是“海归”，也确实很有才华，但这件事也是一个教训。在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社会里，示弱避强是一种美德。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平等的情况下，示弱会让自己更安全。如果双方已经不平等了，对方很强势，自己处于求职者这样的弱势地位，却一上来就要强出头来展示这种才华，那就很要命了，过犹不及，她就变成了不安分守己。她传递给现场老板的信息就是，这个员工不好管。

年轻人总是想当然地以为领导都是非常开放的，觉得他们肯定非常聪明、非常包容、非常了不起、非常有自信，要不这个人怎么做了老板呢？当我自己做到半个小老板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那都是假象，老板也是很脆弱的。

有的员工没有“伺候”好老板，后来黯然离开了。但另一个员工把老板“伺候”得很好，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他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喜欢吃马屁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的。

马屁有如辣椒，吃起来有瘾，而且越吃当量越大。一个高层领导对马屁的忍受度和需求度有多高呢？他刚开始是对马屁感兴趣，后来是深感兴趣，再后来则发展成强迫症，这跟辣椒是一样的，刚开始是“辣不怕”，后来是“不怕辣”，最后变成了“怕不辣”。

很多表面上谦和、总是很淡定的老板，其实骨子里对马屁的需求也非常大，这是人性的弱点。我们不能说马屁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管理学的实践告诉我们，管理的前提是承认人性的弱点，然后进行创造性转化。德鲁克说过：“管理不是要改变人心，不是去改变别人、教别人怎么做，那是上帝的事情。管理者只是用人所长而已，或者把他的短处变成长处。”

我们说那个主持人的失态是一种业障，因为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暴跳如雷，他的不包容实际上来源于他内心的恐惧。其实很多老板跟他一样。当一个人内心充满恐惧同时又握有权力的时候，他的恐惧就会转变成愤怒。我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愤怒，就是因为那个虚假的自我被否定了，否则不存在愤怒。

我们会为自己设定一个自我形象，这个形象是完整的、不容侵犯的，好像是固定在那儿的一个我。如果别人不认可这个形象，那就是触犯了我。有的人为什么会生气呢？就是因为他们在某些人面前自动地把自我形象进行了改变。

中医认为很多心病会导致生理疾病，比如“语欲胜人”是一种病，就是说话的时候总想胜过别人；“家懒外勤”也是一种病，就是在家里头特别懒，到外头特别勤快。这些都是业障。

年轻的朋友，尤其是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往往会犯一种毛病，就是认为他所看到的东西就为他所独有。比如说，看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就以为自己成了莎士比亚，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事实上，经过了一些岁月的磨砺之后，我们慢慢会发现那些自己曾经认为很了不起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假象，那只是你看到了别人的东西，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我们很在乎能说出什么话，也会做一些事情，但是一个人的价值不光是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来衡量的。它是一个算式，是对个人的认可度与说的话或者做的事的乘积。如果有人对你的认可度很低或者完全不认可，那你做的事情越大，负面价值就越大，也正因为如此，那个主持人和台上的老板最后给求职者的评价非常低。

如果你是一个高明、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你应该用人所长，而不是评价个人。但是管理者也是人，也有人的偏见，带着各种各样的毛病、各种各样的心理阴影和各种各样的业障，他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冲突和矛盾。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能突破这种种业障，坚持做到用人所长。

怎样才是卓越，怎样才叫优秀？就是在一个充满恶意的环境中能进行创造性的转换，最后把它变成一个充满友善的环境，那你就厉害了。

道歉是情感止损

反省自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业障。那么，怨、恨、恼、怒、烦、贪、嗔、痴、慢、疑等负面情绪来自哪里呢？克里希那穆提说过，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事情而愤怒，因为别人不认同我们而烦恼，因为别人长得漂亮或者富有而妒忌，还会因为一些事情而感到恐惧。其实，这些负面情绪跟引发我们愤怒、恐惧等情绪“炸药”的“导火索”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真正要问的是：我们恐惧的本质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会因为某些事情而恐惧？

回到“相由心生”的老话题上来。怨、恨、恼、怒、烦、贪、嗔、痴、慢、疑等负面情绪，都处于情绪光谱当中比较低甚至是负的层面。再往上，才是宁静、喜悦、感恩等正面情绪。我们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总以为是冲突导致了我们的坏情绪。但实际上是自身潜藏的坏情绪没有得到控制，它的本质没有被我们看清，所以它在借这个事情展现自己。

跟别人争吵的时候，通常先笑出来的那个人是具有心理优势的。他能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可笑，也认识到了对方的可笑，他一下子就知道：原来我在为这个事情生气啊！为什么有些人能在这时跳出来呢？那一定是他已经开始修行了，修行的主题就是跳出三界外，看到自己的无明，也就是抽身出来看自己。

其实情绪光谱很丰富，细分起来可能有十几种。“七情六欲”是7种，再细分的话，14种、21种甚至更多都有可能。我们在谈论“那个人怎么样”时，其实是他情绪的光谱此时此刻显现在他身上的样子；我们在说“那个人有很多面”时，其实是他情绪的光谱在借现在的这个“我”来显示，而这个“我”并不固定，只是个显示屏而已。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把显示屏上所见的东西跟电脑本身的硬件结合得那么紧，是因为我们知道电脑的原理，说白了都是0和1的运算，但我们平常看自己就不这么看，看别人也不这么看，没法归位到0和1。

所谓高人，就是能够抽身出来看到自己的人。有一个故事说，外国一个警察把两个犯罪嫌疑人抓起来以后让他们互相抽耳光。他们两个人刚开始抽不起来，因为二人无冤无仇。但是后来二人一定都会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因为每个人作出的都是对“刚才打我的”这个动作的反应。刚开始的时候，双方都打得很轻。突然有一下子，一个人觉得对方打得比较重，他自然就会加大力度，而这种力度一旦传导过去，对方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反应，也会相应地加大力度，最后双方就一定是鼻青脸肿的。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两个人提前约定了游戏规则，那这个架就打不起来了，双方可以约定：是警察让我们互相打耳光的，一会儿我要打你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我打重了，你就提醒我一下，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要互相伤害。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世间没有所谓的真正伤害我们的事情，伤害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感应，是自己内心曾经受过的伤害被外部的一个事情撩拨起来了。有些人一直在修行，他们会顿悟，会突然明白一些道理。一个平常不思考的人不会在内心累积这种能量，外人再怎么点拨，他也不会顿悟，因为他内心空空如也。

有时候一句很平常的话，在有些人听来就是“如雷贯耳、醍醐灌顶”，其实这句话本身不一定非常深刻，“落花无情，流水有意”，只是在某一点上恰好与他自身的频率一致，产生了共鸣而已。

不管是好的反应还是坏的反应，关键都不在于导火索，而要看后来爆发的能量是如何积累起来的。这里涉及一个道歉的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甚至是自己对自己的关系当中，都会涉及一个道歉和不道歉的问题。道歉的结果往往是双方的和解、和平，而不道歉的后果则可能是对抗甚至战争。

道歉有什么作用呢？两个人互打耳光，如果大家都学会道歉的话，就会消除很多不应发生的暴力和灾难。吉姆·柯林斯说，一个卓越领导者的标志之一就是他能够在下属面前坦然地说“这个我真不懂”。而比较平庸的领导者则一直在想办法维护自身的权威和正确性，一直试图做一个正确的人而不去做一件正确的事。他与所有人的沟通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我对你错。他提出反对意见只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他一件正确的事情都不做，而永远在试图做一个正确的人。

不会道歉的人无法直面自己的缺陷、缺憾和不足，始终要扛住那样一个完美的自我形象。比如，我有一个做投资的朋友，他说他在为公司招聘的时候经常要看应聘者有没有道歉的习惯。也就是说，一个人有没有道歉的心理习惯和能力，对于他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操盘手意义重大。

道歉就是意识到自己的缺陷并且直面这一缺陷，或者说造成了某种损失，要直面它并且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这一点在投资领域有个术语叫“止损”。一个优秀的操盘手要有这种止损的勇气和能力，还要能不瞻前顾后，这是优秀操盘手必须具备的素质。比如，持有一只正在 “跌跌不休”的股票，不是因为它跌了才抛，而是通过理性层面、感性层面的分析和判断，觉得该抛的时候才抛。这一点说起来大家都知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很多人虽然判断出来应该抛了，却迟迟斩不了仓，因为他们缺乏这个勇气，总觉得在那么高的点买的，现在不舍得割肉，于是仍然持有。结果，股票继续下跌，这些人的损失就更大了。

道歉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作用也是止损，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职场上，不管是上司跟下属还是平级之间，两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第一个出来直面冲突，不要找各种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是要勇敢地说“这个我不会”、承认自己错了、向对方说“对不起”，这时对方也会产生一种止损的愿望，也会打消维护自己正确性的念头。

往往你的一个道歉会引来对方的道歉，最后大家会冰释前嫌，达成共识。反过来，你没有勇气改变而继续持有，引来的一定是对方的持有，甚至是加仓，最后的结果将非常糟糕。

清末民初劝善家王凤仪人称“王善人”，他创办了很多所学校，其中一些课程就是讲家庭伦理的。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课程就是通过改善亲密关系来达成人际关系的和谐，最终达到身体健康的目标。这些学校叫劝善学堂，它的核心目标就是两个：一个是“找好处”，另一个叫“认不是”。

“找好处”就是找别人的好处，用彼得·德鲁克的话来说就是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势。每一个人都有自身的优势和长处，如果能得到管理者的赏识和利用，每个人都会很高兴。另一个叫“认不是”，也就是承认自己的不对之处，迅速道歉并有效改正。一经道歉，与对方的对立关系马上就没有了。

吉姆·柯林斯提出，最高级领导者是“第五级领导者”，概括起来就是：羞涩而无畏，谦卑而执着。他的特点就是遇到问题照镜子，发现自己的问题；遇到成绩看窗外，看别人身上的优点。这可以说是一种情绪管理，其实也是一种人力资源管理。

只要有好的情绪，人际关系就会好。内在的紊乱和纠结一定会外化为人际关系的紊乱和纠结，所以道歉的“歉”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歉”就是歉意，是心理上的亏欠。情绪不好的人老是觉得别人亏欠他，而能觉得自己欠着别人的，心理一定是很健康的。

歉意在某种程度上跟感恩差不多。对别人心存感恩，其实是隐含着对别人心存一种歉意。比如，我有一个朋友是做销售的，他做得非常成功。一般来说，女性做销售比男性有优势，美女比非美女要有优势。但他是一个男生，又不算帅，所以刚开始谁都不看好他，可他后来照样做得非常好。我问他在做销售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一般人做销售的时候是利用别人的善意，就是别人对你有善意才买你的东西，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善意的买家是非常少的。

从本质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销售员，总是希望用别人的善意来作为自己的生存资源，也就是一个乞求善意的乞丐。其实有一种资源非常丰富，只是很多人都看不到，它不是善意，而恰恰是歉意。我那位朋友说，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大客户对他完全没有善意，甚至侮辱过他的人格。

其实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发泄过负面情绪后，心里往往都会有歉意。假如争执起来，他会据理力争，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但是在深夜里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心里其实非常清楚，甚至在他发怒、非常不友善的时候，他心里还是隐约意识到他是不对的；这时，他对你就会有亏欠之情。而且往往情绪发泄得越强烈，过后的亏欠感就越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那分歉意已经存在那儿了，下次见面的时候，我朋友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甚至以德报怨，服务得更热情，这就能引发客户对他更大的歉意。

虽然这里好像有一些算计、心机的成分，但是如果真能修行到面对别人发难而在内心不着相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超脱，也是一种业，这就生成了一种正能量、正资产，甚至是推动力了。

一些销售员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发现了真正能对自己有所助益的是客户对他们有歉意，而不仅仅是一种善意。我们看待这个事情要分两个层面，从销售市场的角度来说，制造对方的歉意并且利用这种歉意是一种比较高明的销售，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停留在技法层面。最根本的是在别人发难后内心里不着相，不会因为人家的责难而让自己痛苦，仍然是该怎样就怎样去对待别人，给人温暖、包容、支持和笑容。让对方自己感到愧疚，然后反过来有一种高于平常的善意，这就叫作回向。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自己的人生经历。我2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一位老领导对我说：“梁冬，你知道吗？30岁之前能挣到的钱是非常有限的，就算一天给你发1 000块钱工资也不行。”那时候我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块钱，1 000块钱可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正在我诧异之际，老领导接着说：“即使是这样，你一年也只能挣30多万，10年才挣300多万。北京一套别墅3 000多万，要100年一分不花、每天赚1 000块才能买得起。但你不可能每天都工作，一个月挣两万块钱了不起了，还能怎么样呢？千万要记住，30岁之前不要想能挣多少钱，不要跟老板、客户去计较，因为这个钱很少。”我问：“那该怎么办呢？”他回答说：“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让自己拥有一个能够挣到300万的心量和300万的德行。”我问：“那什么叫心量、什么是德行呢？”他说：“很简单，等到有一天有个人说一口气给你365万，你内心里觉得这当之无愧时，那就是有了心量和德行。钱不是挣出来的，而是有大施主给你的。”这番谈话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所谓当之无愧，就是一个人在为别人创造了10倍、100倍甚至更大价值的时候，还能够坦然地接受这一点，而不是说讨价还价，挣了370万，只给365万。

坦白地说，现在有的年轻人会有一种心态，认为公司给2 000块钱工资自己就要做2 000块的事情。如果照这样算，他这辈子就只能挣2 000块钱。但是，如果他的心态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工作，我可以在工作当中学习，接触到很多人，并提高我的视野”，这可以说就是一个投资人的心态。30岁之前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有时间，每一天都可以去学习。这个时候，我们收获的就不是一份工资，而是工资以外更大的东西，比如视野、心量和智慧，还有人脉资源，这些东西才是一个年轻人在30岁之前最重要的回报。

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个真正的君子、一个领导者、一个大度的人，他应该时常制造一种周围所有人都感觉亏欠他的氛围，而自己又不要有债主心态。

过去的年轻人因为心里面装着很大的未来，做事情有一个很远大的目标，所以不会在意付出的即时回报，很多人都会成就一番事业。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不看未来长远的大东西，只看眼前，这反倒很吃亏。

如果你跟老板、同事相处甚至是谈恋爱的时候都以契约精神来衡量，那么最后的结果是永远生活在一个冰冷的契约关系当中，很多的成交都只停留在当日成交价。当日成交价也许合适，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它远不如长期战略投资的回报率，它只是一个点，而不是一个上升曲线，它不是投资，而只是消费行为。

“职业生涯”当中的“业”不仅仅是职业，更是企业、事业；这个“业”的内涵十分丰富，不要因为所谓的契约精神而形成巨大的障碍，阻碍了你未来发展的道路。一言以蔽之，我们一定要知道契约精神和非契约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如果所有契约体系体现为明契，而不是“沉默的契约”——默契的话，那么在暗处的财、长远的财就少了。

我们都是吓大的（上）

我认识一个做公关的人，公司领导安排他收集中国各驻外媒体联络人的名单，他没有门路，于是自己跑到报刊亭买了一堆杂志，看着人家编辑部人员名单，然后打电话过去想约一约。结果编辑部没人接电话，他就告诉我说，没办法了，找不到他们了。

是什么东西阻碍了他进一步把事情做下去呢？我后来发现，很可能是一些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恐惧，比如说被人拒绝的恐惧、不好意思的恐惧……诸如此类的原因。或者说是一种麻痹症，遇到事情以后习惯性地茫然，然后陷入焦虑状态而不作为。

我经常问同事一个问题：今天你做不到的事情，在同等的条件下，别人有没有可能做得更好一点呢？他们通常会回答：“有可能的。”我会继续追问他们和那个人之间主要的差距在哪里，他们会说：“嗯，可能他比我更勇敢一点吧，他愿意去尝试。也许他比我更能坚持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或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呢？我曾经认真观察过周围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一种莫名的恐惧当中。我们的恐惧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有其源头。比如，有的人害怕和别人发生言语上的冲突，明明是这样想的，结果开会的时候，在某个人强力地表达意见之后，他们就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了，自己感觉很难受，又觉得被噎回去了。

这里有一个公司变革管理的案例：一个空降过来的总裁进到公司以后，想看看公司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糟糕，他想好好收拾一下这个烂摊子。他拿起办公室电话拨号，结果电话怎么也打不出去。后来他发现是前任总裁在离职前把电话线给拔了，因为不愿意面对各种各样的坏消息——催债的、拿方案的、拿主意的，干脆就给屏蔽了。新总裁从这件小事上看出，公司上至总裁、下至基层员工陷入了一种巨大的、莫名的恐惧当中，这种恐惧使得大家越来越习惯于回避问题。

人们往往会设定一个场景，然后被这个场景给定住，就像武侠小说里的点穴一样。只要遇到想象当中有困难的事情、感到恐惧的事情，他们马上就自己给自己点穴了。

我们感到恐惧的事情往往无法言说，也不知恐惧的源头在哪里。比如很多人害怕给陌生人打电话，往往是能拖就拖，于是一个不存在或者完全不认识的人就给他们造成了心理压力。他们在面对不确定问题时实际上给出了确定的答案，也就是说，他们在设定的场景里已经认定了对自己非常不利的一种可能，而且习惯性地认为事实都是这样的。

有一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前不久，我儿子看了一个发生在牙医和鳄鱼之间的故事：鳄鱼很怕牙医，很怕去拔牙，牙医也很怕鳄鱼，怕被它咬，所以双方都害怕见面。后来他们终于见了面，牙医很快给鳄鱼拔完了牙，说他这辈子的愿望就是再也不要见到鳄鱼了，鳄鱼也说它再也不要见到牙医了。我儿子天天读这个故事，牙医就变成了他心目中一个很恐怖的形象。有一天，我儿子不按时睡觉，阿姨就吓唬他：“再不睡觉，待会儿牙医就来了。”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只不过这个牙医可能被换成警察叔叔、老虎、鳄鱼或大灰狼。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小的时候，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有的爱打人、骂人。我们小孩子要是不听话，大人就会说“知识青年来了”，其实我们根本不懂“知识青年”是什么，但是我们从大人讲话的口气中又觉得，“知识青年”一定是个非常可怕的东西。

我们几乎每个人在小的时候，都被父母用一种我们没有见过或没有真正被吓到的东西恐吓过。我们活在一种从小被恐吓去做什么或不去做什么的习惯里面，很难摆脱这种模式。

我们的教育很多时候是一种恐惧教育，就是老师、家长总是用莫名的东西来吓人，其实这种恐惧是没有道理的。有这样一个心理测验：老师让学生们把各自恐惧的事情写在纸上，然后放到一个箱子里，由老师负责保管。学生们有恐惧今天出门之前门没锁好、煤气没关好的，有害怕过马路的……10天以后，老师打开箱子，发现学生们恐惧的事情没有一件真的发生了。

我们每天都会生出新的恐惧来，但是很多恐惧并不明确。你要问人们到底在怕什么，很多人都会愣在那里，这才意识到自己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恐惧对象。所以说恐惧来自于自身，境由心生，这种恐惧感导致了恐惧，而且这个东西是经不起细问的，一细问它就烟消云散了。

2000年左右的时候，互联网突然闯入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被分成互联网圈子和非互联网圈子，产生了数字鸿沟。我当时特别担心自己从此落伍，被整个时代抛弃。仿佛一下子，做传统媒体的人都是很落伍的人。不过直到今天，传统媒体的人还有自己广阔的生存空间。

这让我们想起了小马过河的故事。小马要过河的时候，碰到了一只小松鼠，小松鼠说：“你千万别过去啊，前几天我的一个兄弟就在这儿淹死了，太可怕了。”碰到水牛的时候，水牛说：“这儿的水很浅很浅，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小马就不敢作决定了，回去问它妈妈，它妈妈就鼓励它亲自体验、具体分析，并建议它用自己的四条腿去过那条河。它有一点儿恐惧，但是由于受到了妈妈的鼓励，它就一点一点慢慢过了河。趟过了那条河以后，小马终于明白，河水既不像小松鼠说的那么可怕、那么深，也不像老水牛说的那么浅。

有时候我们不敢直面那个令我们感到恐惧的东西，它就会在我们的意识里发酵。比如以前媒介不太发达的时候，也经常有食物中毒的事情，但是大家不知道，所以觉得自己的食品还比较安全。而现在弥漫在社会中的一种恐惧就是食品不安全，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看电视新闻说“某处有人食物中毒”，明天看网上说“某地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这样的报道多了以后，大多数人的意识或者心智就被“食物中毒”这个事情给占据了。

这相当于我们意识当中的长尾集合器。事实上，哪怕是概率比较高的事件，具体到单个人身上的概率也是很低的。但是，我们的媒介充当了一个集合器的角色，让远在他乡的事情变成了邻居的事情。它将任何负面的、让人产生恐惧感或好奇感的事件集中并呈现出来，当人们一天24小时看到、听到的都是这些东西的时候，便认为这个世界令人恐惧万分。

有个朋友跟我讲过一件事，这其实是一个媒介观念的问题：在古代的时候，一个男人可能看100个女人，只有不到1个是顶级漂亮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家里的那位还可以。但是在今天这个资讯泛滥的时代，在电视和网上同样看100个女人，可能 99个都是很漂亮的，这时候回家看老婆，就会觉得那位很丑。但其实老婆还是那个老婆，只不过人们的意识雷达里充斥的信号不一样了。由于现代媒介对影像有无限的复制能力，它可以把万里挑一的美女变成人们意识雷达里超过80%的时间段呈现的形象。关于美女的观念只是一个个案，实际上恐怖的事情也是如此；媒介环境已经是这样了，我们每个人都要生出一种新的能力，要对这样的事情产生免疫力，我们称之为媒介解毒力。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被鲨鱼咬伤或咬死的人数是15人。地球上有70亿人口，这15个人出事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如果有游客被鲨鱼给咬死了，这件事便会成为国际新闻，你会发现那几天的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媒体都在报道。从报道的频度和热度而言，这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了。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成熟的椰子掉下来会把人给砸死，但统计数据显示，每年有150人会遭遇这种厄运，是鲨鱼伤人事件概率的10倍。由于这种事情属于自生自灭的性质，一般媒体是不会报道的，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其实媒体经常用真相撒谎，有一万个事件都是真的，但是选择哪一个进行报道却是有导向的，而且这种选择很可能就是在撒谎，即使它们主观上并不想撒谎。

其实恐惧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包括银行挤兑现象、囤盐、现在的移民潮、买卖房产等。

有一种说法认为，2006年是中国的阶层分化年：2006年以前买了房的就是有产阶层，当时没买房的就是无产阶层，因为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工资的涨幅和房价的涨幅是极不相称的。这会造成什么现象呢？那就是，有一点点钱甚至是没有钱的人会通过各种途径借钱，甚至不惜“啃老”去买房，这反而会加快房价的上涨。实际上，恐惧成了影响经济运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每个人都有种恐惧感，唯恐被时代的列车所抛弃。

我们大部分人都活在这样那样的恐惧里。如果认真想想的话，你会发现那些恐惧很可笑，有的事情真要发生的话谁也改变不了。但是这种焦虑却成了一种强烈的意识，大多数人活在对未来的恐惧之中，而且媒体还在这里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除了媒体以外，还有所谓的意见领袖在影响人们的判断和选择，他们会站在某种立场上表达观点，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恐惧。一般来说，说服人的两个要素是恐惧加诱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棒加胡萝卜，而且大棒的作用永远要比胡萝卜的作用大，因为人们面对恐惧的时候和面对诱惑的时候作出的决策不太一样。

在巴菲特的投资理念里，利用人们的恐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这就涉及投资的时候如何面对恐惧和贪婪的问题。巴菲特的做法是，别人恐惧的时候他贪婪，别人贪婪的时候他恐惧。

很多时候，恐惧是被传统经济学忽略的一个因素，小到买盐，大到几百亿资金的资本运作。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在作各种决策的时候，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是市场调节的手，就是恐惧之手。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生是什么呢？人生就是如何把自己内心的恐惧转化为前行的动力。事实上，恐惧在某些场景下也会有正面作用，所以任何一个宗教都要引入恐惧的因素。

有个人已经30多岁了，他在学习了一系列心理学课程后才意识到，他的一切问题都来自于他的父母在童年时对他要求过严。比如说，他功课做得不错，但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表扬他，甚至在别人表扬他的时候，他的父母都要说：“什么呀，根本就做得不好！”然后当着他的面把他种种做得不好的东西再次展现出来。于是，他后来特别强烈地想寻求别人的认可。只要有一个人不认可他，他就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对抗性。他后来意识到了，这是他心里面的一个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心理病人，关键是我们能不能花时间去好好地反省，找到和超越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否定、恐吓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恐惧教育里很要命的一点是，把恐惧作为一种日常的管理工具，成为加诸孩子的一个无形的枷锁。孩子长期遭受这种恐惧教育后，遇到事情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事他做了会不会受到指责，或者说，当事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失败，而这会严重影响一个人的幸福和成功。

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如果这种恐惧的病毒以及由它衍生出的焦虑、苛责等情绪由内心投射出来，那就没法跟人相处了。比如，内心充满罪恶感的人，也很容易在别人身上看到罪恶。

许多人对自己苛责太多，或者说内在父母太强大。所谓内在父母就是父母的权威形象借助恐惧教育植入到下一代内心中的自动评价体系，这种自动评价体系大多数时候是一种自动苛责体系，这种体系已然在孩子内心形成了。孩子每做一件事，它就会自动评估并产生吓阻力，仿佛内心里有一个无形却又巨大的声音在监督着他。于是孩子就会对自己不满意，自己瞧不起自己，之后我们会找到一种代偿机制，就是在别人身上看到这一点，好让自己释然。

这一类人每天的快乐就是发现别人的错误，并无端指责别人。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不会在内心骂自己。这就是恐惧教育的恶果。

所以一天到晚指责别人的人一定是个苦孩子，他已经受煎熬好些年了。这个话题很有趣，让我们突然意识到，令我们一辈子不快乐、不幸福的，很可能是童年的一些自我否定和自我恐吓，而这个恐吓也许是来自于我们的父母、老师或其他的长辈。

我们都是吓大的（下）

上一篇说到我们都是被牙医、警察叔叔、大灰狼、老虎之类吓大的，长大以后往往被一些莫名的担心、恐惧所影响。恐惧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反过来看，假如一个人从小就生活在父母的鼓励当中，没有恐吓、没有害怕，他对世界上的人都充满了信任，那他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呢？他会不会天不怕、地不怕，做出很出格的事情呢？

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有形无形的恐惧教育，有各种各样的惩罚笼罩着我们，有恐惧感来规范我们的行为。恐惧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超过了某个限度，它就会变成一种心智模式。

有个人参加工作以后，他的兼职工作从不低于两份，其实他挣的钱也不算少，但是弥漫于他内心的恐惧使得他行为方式倾向于完美主义，做任何事情都唯恐出纰漏。他准备买房子的时候曾经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研究过北京地图，从各个角度进行权衡和分析。他挑来挑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因为太多的恐惧、太多的完美主义的干预，他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在北京房价很低的时候，他没有买房子，因为他觉得买到哪里都有相应的问题。后来，房价就开始上涨了，他发现已经交不起首付了，于是再拼命挣钱。等到他终于能够交得起首付的时候，北京又实行限购政策了，所以他至今还没有买到一套房子。这也叫“哈姆雷特综合征”，当时哈姆雷特准备杀死叔父的时候总想设计一个万全之策，而这个万全之策最后阻碍了他的行动，他变得优柔寡断，不断地退缩、再退缩，结果一事无成。

恐惧好像是一个与经济无关的话题，但在经济行为当中，恐惧一旦作为一种心智模式笼罩内心，就会导致投资、职场、各种日常工作和生活出现种种障碍，造成很难估量的损失。

我们小的时候就算考了99分，父母也会说我们不行，还问我们：“为什么那1分给丢了？为什么拿不了满分？”在父母的严苛要求之下，我们做每件事都生怕出问题，那么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尽量不做。很多的不作为是基于恐惧，这是导致许多人不能成为优秀创业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有一个人，从小父母给他很多的鼓励，从来不吓唬他，他想做的任何事情都鼓励他去做，这样的人长大之后会不会无法无天、没法管教呢？如果父母从小就给孩子最大的安全感，让他们形成这么一个印象：整个世界都是我爸妈安排的，我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在家里头、学校里头也是被关注的中心，任何有危险的地方都是有保护网的，自己都是有安全带的。这样的孩子就会变得非常跋扈，也会胆大妄为。

很多孩子读小学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意识，只是没到那种程度。但是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生命的苦恼意识，会突然产生一种幻灭：“哦，原来整个世界并不是我爸妈安排的， 我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而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有一句很抒情的话是这么说的：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你只是一个人，但是对于某个人来说，你就是整个世界。如果把这句话倒过来说，可能更具有现实启发性：对于某个人来说，你是他的整个世界，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你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人的心智开始成熟的时候，就是调整自己位置的时候，他会消除自恋心态。而心智不太成熟的人会继续自恋，逐渐养成专横跋扈、唯我独尊的性格、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恐惧是正面的，能让他感受到世界是有边界的。

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一个孩子无法无天，没有产生过生命的苦恼意识、个人定位转换的话，那是非常要命的。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个好的城邦领导者，其出身是很重要的，他不应该出身非常高贵也不能出身特别卑贱。出身高贵的人往往专横跋扈、唯我独尊，出生特别卑贱的人又容易贪婪恐惧，没有安全感，进而做出非常极端的事情。他说一个好的城邦领导者应该出身于中层，他有适度的恐惧，知道这个世界的边界，同时又有适度的安全感，做事情会比较得体。

最完美的人生应该是：童年的时候相对自由，有一个相对开放的、像在原野中生长一样的自由生活，能够闻到各种花草的味道，感知能力非常强。嗅觉、听觉、视觉以及对自然的理解力，都不是以数字、信息和概念来衡量的。就像乐曲《在森林和原野上》一样，在这种氛围里，相对的安全感就会建立起来。童年时有跟世界的合宜感，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又会经历成人礼，这样的人就会非常健康。

我们以前说过，如果一个人总是生活在恐惧当中，他就会行动变形，要么特别贪婪，要么无所作为；如果一点儿恐惧也没有的话，他就会专横跋扈、目空一切。所以孩子应该在童年时比较自由，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开始意识到世界的边界，让他们在行为上有所收敛，他们的内心也是开放的。

豁达跟跋扈不同，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直面现实的一种能力，就是直面已经发生的一些不利的、困难的东西，而不是习惯性地畏惧、退缩。在经营企业、管理城邦乃至治理国家的时候，我们肯定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这时候豁达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如是这般”。其实，一个公司要保持真正的活力，就需要这种直面现实的文化。

杰克·韦尔奇在《赢》一书里特别讲到一个事情：如果只能培养一种企业文化的话，那就是实事求是。比如公司正处在危机之中，就不应该欺骗同事。或者公司做了一个可能对消费者不好的产品，必须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消费者，而不是遮遮掩掩。

有些公司的市场部员工最后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抑郁，就是因为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试图不断遮掩，但是遮掩的方式在互联网时代是完全行不通的。

有一家公司，其成功的逻辑也就是今天失败的逻辑。它发现在中国做企业，尤其做消费品、快销品，一定要先造一个声势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它。有了这样一个市场以后，再来生产和扩大产能，这叫“先建市场后建工厂”。这个逻辑刚开始是很有用的，这种倒装的方式也很成功。就像我们童年时候吃的食物，它不仅仅是满足食欲、提供营养，同时也在奠定我们的口味和取向。这家公司先建市场后建工厂，就形成了一种公关和广告驱动的模式，所以每当公司遇到问题的时候，上到总裁、下到一般的公关广告人员，甚至是分公司的负责人、普通员工，大家都会采取同一种方式，就是用公关和广告的方式去解决，用继续造声势的方式去解决。结果消费者发现这家公司不断出现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它一直只治标不治本，只从管理上入手，改变采购、供应链管理、公司内部生产流程，而领导者管理企业的最基本理念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所以说这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企业文化，它花了很多时间去掩盖真相，或者说扩大虚荣，但是无法真正直面它在内部管理和流程上的问题。

所以求真、求实的精神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文化。杰克·韦尔奇反复强调这一点，甚至是解雇一个员工，他也会很坦然地告知为什么必须让他走。他说如果现在不让一些不合适的员工离开，到后来整个工厂垮掉的时候，一是会拖累那些本来很优秀的员工，二是给这些被解聘的员工的补偿也是很少的。所以，他认为坦诚、直面公司的问题是让公司保持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人生当中也是如此。我们只有直面人生的所有问题，才能真正有安全感。很多公司要求销售员每天要打10到15个冷电话，这是要锻炼他们两种素质：一是敢于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积极主动地做事，不害怕、不回避，不去事先揣测结果好坏，也就是一种直面、实事求是的态度；二是逐渐消除各种莫名的恐惧感，因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电话的时候，自己肯定是不正常的，而且对方也能感觉得到。换一个角度想想，你自己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会不会也这样呢？既然自己会这样，那别人怎么就不能这样呢？所以，对方发火、挂电话并不是否定你打电话的价值，这只是他的自然反应。

如果销售员能有这样一种心态，可以勇敢地去打冷电话，他们的内心就会变得比较强悍。强悍不是说去把对方扳倒，以一种强势力量去打败别人，真正的强悍是敢于直面现实、别人和自己。在当下这一刻，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实事求是，勇敢面对，这才是真正的强悍。

美国一位参议员曾经这样讲述过他的从政经历：“搞政治就是认识人，认识人就是搞政治。我在从政以前是卖保险的，我每天早晨起来告诉自己要去敲100家的门，我知道这100扇门当中只有9扇会打开，他们会看一看材料，留下我的电话，但最终只有3个人会买保险。但是如果你不去敲100家门，你根本不知道那3个人在哪里。”有了早年间的这种经历，他就能直面这个貌似令人恐惧的世界，其实这个世界没什么可恐惧的，因为他要做的只是找到那3个买保险的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治家一定知道，起码有一半的人会反对他，这是一个现实。那些不敢直面现实、有完美主义倾向、被恐惧感所笼罩的人，往往一听到有人说他坏话心里就扛不住了，这在政治上是极不成熟的。

马云曾经问克林顿为什么总有一些客户到公司来抗议、静坐。克林顿问他有多少人前去抗议，马云回答说有好几百人。克林顿又问马云有多少客户，马云说有几百万客户。克林顿于是说：“这是多么小的概率啊，现在有30%的人支持我就不错了。你看反对你的人是如此之少，你应该感到很幸运。”

据统计，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受欢迎总统的支持率也没有超过70%。换句话说，总有30%的人不喜欢你。后世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影响最大的总统——林肯，最后是被人枪杀的。这个事情就说明，如是这般地看待世界，不要被那些不喜欢你的人的情绪所左右。《少有人走过的路》一书里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受他人的影响，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从事教育或从事管理的人，都免不了会使用恐惧这个手段，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但是，有效的东西是不能多用的，一旦滥用的话它产生的后果是完全不能预期的。比如说小孩哭闹的时候，一句“大灰狼来了！”确实是很有效的，他能从你的口气当中感受到恐惧，但这也无形中给他植入了恐惧的“病毒”，也就给他种下了业障。

父母总是想留给孩子更多的资产，但是同时也留给孩子很多负资产，而且会随着孩子的长大而变本加厉。最后无论是他的生活还是工作，都会受这个负资产的拖累。还有就是在组织决策当中，因为恐惧造成的动作变形、思维上钻牛角尖等等，都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的效果。

不管是在投资还是在实业经营中，我们都要避免恐惧和贪婪。但正像前面所说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恐惧教育，没有一种让他害怕、恐惧、战栗的氛围的话，这个人心智也是不健全的，他会变得专横跋扈，不知道世界的边界、人和人之间的边界在哪里。他常常会认为：“我觉得好的就是好的，我对你好，你就必须接受。”但是他对别人的好往往是一种巨大的干预甚至是一种伤害。当别人对这个东西表示不满的时候，他会觉得他的价值、他的尊严受到伤害，从而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一个人都可能活在恐惧、焦虑当中，但大部分的恐惧其实是可以通过直面事实从而进行转换的。你可以拿一张纸，把最害怕发生的几件事写下来，然后逐条地去想如果真的发生了该怎么办。最后你会发现其实那些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结局不会那么糟糕。等你隔段时间再来看的话，甚至会觉得自己的恐惧很可笑。

我们之所以不能抽身出来看自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庸人。庸人容易自扰，他会被各种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吓破胆，或者用近乎迫害妄想症的方式让恐惧不断骚扰自己。而高人能抽身出来反观自己，甚至会居高临下看待自己，然后一下子就释然了。

智慧是什么？真正的智慧是不寻求快速解决，不寻求立竿见影。大自然是一个生态系统，它解决一个问题、生成一种景观、形成一种生态的时候，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简单地说，智慧就是一只真正看不见的手，而不是一只看得见的手，看得见的手貌似很有效，但实际上带来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我们每一个人肯定受到这样那样的恐惧教育，但我们无须抱怨。我们作为父母、师长，不能再把这个东西传给下一代。这是善事，是修行，虽然很难做到，但每天花点时间去反省，也是很有意义的。